胡適·世界新形勢裡的中國外交方針

世界新形勢裡的中國外交方針

　　自從華北停戰以後，國內國外都有一種揣測，說中國的外交政策要根本改變了，改變的方向是拋棄歐美的路，重叩日本的門。外長羅文幹的辭職，汪精衛的暫代外交，唐有壬的外部次長，黃郛的回任，華北的中日合作剿匪，以至近日喧傳的接收長城各口，長城設稅關，北甯路通車出關，通郵問題，——這些事都幫助造成國內外的風說。日本的方面自然盡力宣傳中日兩國有接近的可能。日本用威嚇和利誘兩種方式來促進他們所謂中日的接近。威嚇如東京對宋子文的國聯技術合作計劃的警告，利誘如長城各口的退出，如通車設關的引誘。最近財長宋子文辭職，西洋文的報紙的議論都說這是和中國外交政策的改變有關係的。他們自然疑心宋子文的辭職是日本的勝利。後來宋子文繼續擔任全國經濟會議的常委，並且負責辦公了，此種猜疑稍稍減除了一點。然而華北外交的喧傳，岡村與有吉的往來，都還使國內外的人對於中國政府的外交方針不免有很大的疑慮。

　　我們深信今日當國的人沒有一個敢拋棄「不承認滿洲偽國」的主張的。但同時我們也感覺政府好像沒有何種積極的外交政策或方針，只有一種消極的招架應付。因為國內國外的人只看見那枝枝節節的應付，而不看見什麼積極的政策，所以有種種揣測。這種現象只是一種飄泊，隨波逐流的混日子。在這個嚴重的世界局勢裡，這樣的飄泊是很危險的。詩人陸放翁曾有這樣的警告：

　　一年復一年，一日復一日，
　　譬如東周亡，豈複須大疾？

　　今日的外交，關係我們國家民族的前途，豈可讓他隨波逐流的飄泊？人說「弱國無外交」，這是大錯。因為國弱，所以更需要外交。外交不僅是應付目前，是要把眼光放的遠一點，認清國際的趨勢，決定一個國家民族的朋友和敵人，並且努力增加朋友，減除敵人。現在的飄泊的局面裡，朋友和敵人竟纏不清了。在華北和我們「合作」剿匪的，是朋友呢？是敵人呢？在日內瓦發出通告請各國政府拒絕承認「滿洲國」的，是朋友呢？是敵人呢？如果前者是朋友，那麼，後者的舉動使我們不得自由承認偽國，豈不成了我們的敵人了嗎？

　　我們承認華北有許多問題都是不能不應付的；我們也承認：政府若在不承認偽國的基本條件之下做到一些局部問題的解決，也許是可以得著國民與世界的諒解的。我們所慮的是，政府與國民只顧得應付日本，敷衍日本，而忘了我們在世界局勢裡的地位與責任。對付華北的局面，不過是外交問題的一個部分，決不是外交的全部。日本之外還有蘇俄，還有歐美，還有個整個的世界。目前的局部問題之外，還有個中國整個問題，還有個國家民族要在世間抬頭見人等問題，還有個中國的前途的問題。

　　我們一班朋友在這一年之內，曾屢次說過：中國目前外交的方針應當是：不可放棄國聯與國際，也不必與日本衝突或決裂（本刊六十六號，君衡的《中央外交方針如何轉變》）。現在的情形好像是只想做到不同日本衝突就可以過日子了，而不復顧到那國聯與國際的一條路。一些無遠慮的人的心理只覺得，國聯與國際既然無力制裁日本，我們又何必去拉攏他們呢？況且日本曾屢次表示反對中國勾結歐美國聯的外交，我們既要避免對日本的衝突，何必又去挑日本的惡感呢？——這種心理最足以害事誤國。日本軍閥的欲望是不能滿足的：把整個的中國做他們的保護國，他們也不會滿足的。一個國家的生存自不能依靠一個狼貪虎噬的強鄰，何況這個強鄰的橫暴行為又正在替他自己樹立四圍的仇敵，替他自己掘墳墓呢？

　　無論在平時或在急難時，中國的外交必須顧到四條路線：一是日本，二是蘇俄，三是美國，四是國聯（代表西歐和英帝國）。最上策是全顧到這四線；不得已而思其次，也要顧到四線中的三線。民國十五六年的外交，鮑洛廷的本意還是近交遠攻，專攻英帝國，而一面親俄，一面敷衍日本而忽略美國。但野火易放而難收，後來竟成了一個「只有敵人而無與國」的孤立局面。民國十八年以後，世界經濟蕭條，歐美自顧不暇，不能過問遠東的形勢了。

　　我們自己還不覺悟這個孤立局面的危險，以為英帝國尚可軟化，何況其他國家。九一八事變之初，世界各大國都沒有中國的公使，只剩個施肇基在日內瓦唱獨腳戲！政府裡也只有一個宋子文在北極閣上支撐那危迫的局面！兩年以來，外交方面的成績在於抓住了國聯與美國兩線，後來又修復了蘇俄的一線。在事實上雖然沒有多大的挽救，但在精神上卻可說是有了很大的成功，就是使中國問題變成了世界的大問題，使中國得著世界的文明國家的道德的援助，使我們的敵人成為整個文明世界的道德貶議之下的罪人。這雖然是日本軍人努力暴行的結果，其中也有一大部分是宋子文、羅文幹以及施、顏、顧、郭諸位先生奮鬥的成績。

　　但這兩年的外交成績是很可以在短時期中消滅的。世界對我們表同情，我們自己總要值得人家的同情才好。我們應該明白，我們決不能在我們的強鄰手下討生活；即使那位強鄰真肯讓我們過日子，那種日子也不是好過的日子。我們的將來又決不能全靠我們自己的武力，因為時間太晚了，無論如何我們總趕不上武力立國的路了。我們的將來必須倚靠一個比較近於人類理性的國際組織，使強者不輕易侵暴弱者，使弱者也可以抬頭講理，安穩過活。我們的強鄰的暴行，使這種理想境界要展遲出現多少年。但我們不能不認清楚，這個理想境界不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也許日本的暴行更可以促進它的實現。因為那強暴的「王道」、「皇道」如果永久勝利下去，不但我們沒有好日子過，這世界也沒有好日子過！我們不看見國聯的許多小國家的義憤嗎？我們不看見美國與國聯的合作嗎？我們不看見最近蘇俄與美國的攜手嗎？

　　我們對於這個將來的近於理想的世界，雖然不能太樂觀，但也不可不抱著一點信心。我們要徹底明白：我們的將來固然不能倚靠那幾隻往來青島廣州到處尋娘討奶吃的海軍舊艦，也不能完全倚靠蔣介石、陳銘樞諸公造成的陸軍空軍。從今天起，五年十年之內，我們能造幾隻戰鬥艦？能造多少飛機潛艇？能趕上誰呢？我們的將來，無疑的，必須倚靠一個可以使丹麥、瑞士和英吉利、法蘭西同時生存的世界組織。我們必須有這種信心，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的外交政策。

　　我們的外交政策的原則應該是：我們必不可拋棄那國聯國際的大路。在不放棄國聯與國際的原則之下，我們可以和日本作種種事實問題的討論，但我們必須認清楚：今日軍閥統制之下的日本，決不是我們的朋友。君衡先生在本刊裡（六十六號）曾說：「向國聯和國際求可能的援助，對日本求必要的諒解。」其實日本是不會諒解我們的。我們今日的情形，老實說，只能是：多交朋友，謹防瘋狗。我們若因為怕瘋狗，就連朋友都不敢交結了，那就不夠資格做朋友了。

　　近幾個月來，日俄的形勢緊張，所以世界戰爭的預測常出現在一般報章的社論裡。但我們知道美國和蘇俄都是不願戰的。兩年以來，蘇俄的忍耐不和日本決裂，是近年國際史上一件大成績，無怪有人要主張把本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金送給李維諾夫了。此次美俄國交的恢復，換文上鄭重聲明「我兩民族為彼等相互之利益以及全世界和平之保持，將合作到底」。這不全是官樣的文章。這兩個大國的攜手，在全世界和平的保持上，確有很大的權力；因為這兩個國家各有他們的理想主義，他們互相用精神上的援助來維持和平。應該可以使野心的軍閥國家稍稍斂戢他的暴行。如果日本的浪人不闖出驚人的事件，世界戰爭的爆發也許真可以展緩一兩年。美國在對俄複交之前，已宣佈久駐太平洋的海軍明年將回航到大西洋去：這也是羅斯福總統的維持和平的表示。

　　兩年前日本軍閥窺見世界各大國的無法合作，又無力顧及遠東，所以大膽發難，不惜撕破一切國際間和平的保障，不惜挑動全世界的敵視。今日世界的形勢已大變了。美國與國聯已幾次合作了。兩年來日本的無敵的經濟侵略——對英國紡織業商場的攘奪，對法國與意國的絲綢業商場的競爭，——使得各國無不寒心。國聯的會員國最近對日本一致敵視，已是不可諱的事實了。世界外交網的最後一個漏洞，美國與蘇俄的不合作，直到昨日始修補完好。

　　兩年前日本軍閥所認為千載一時的國際弱點，現在已大不同了。我們不能斷言太平洋上的戰禍可以完全避免，但我們可以預料今後的國際外交必將有重大的新發展。蘇俄的國際理想主張與新大陸的國際理想主義，加上國聯的國際理想主義，這三大集團的結合，應該可以有一種有力的國際和平的主義出現。這種理想的形成，如果可以不流血而有效，那是人類的大幸福。如果此種理想必經過一次大犧牲才可實現，那是人類的愚蠢所招致，雖深可惋惜，然其結果也許可以真做到十五六年前的哲人夢想的「用戰爭來消滅戰爭」的境界。

　　在這類急驟的重大的國際變局裡，我們不可不早日考慮決定我們的外交方針。

　　1933，11，20

　　（原載於1933年11月26日《獨立評論》第7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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