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福建的大變局

福建的大變局

　　11月20日，福州忽然有所謂「人民代表大會」出現，通過了一種「人民權利宣言」，並且一致議決了建立一個「人民革命政府」。新政府就在那天晚上成立了，定名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國旗也有了，是上紅下藍，中嵌五角黃星的；政府的組織是先設軍事，經濟，文化三個委員會，和財政外交兩部，政府委員十一人，主席是李濟深，委員中有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陳友仁諸人，他們的宣言和通電的要點是（一）否認南京的政府，（二）打倒國民黨的系統，（三）建立生產人民政權。現在李濟深、陳銘樞諸人都已通電脫離國民黨了；福建的國民黨各級黨部也都解散了，新政府通令各機關，把中山遺像和遺囑都撤廢了。據報紙所載，20日人民代表大會的主席黃琪翔也通電脫離「第三黨」。這個運動的領袖至今好像還沒有宣佈什麼特別政黨的組織。

　　陳銘樞、李濟深諸人21日聯名發電給廣東廣西的胡漢民諸人，電文中的大意又好像是說這個革命運動是專為討伐蔣介石的！前日報載兩廣領袖的複電，對於「討蔣」雖然表示贊成，對於「脫離國民黨，廢止黨國旗，內結共黨，外親日本，聲稱推翻黨治，組織農工政府」，則認為「盡喪所守」，「必將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

　　福建的變局，是這四五個月來留心時局的人都料到要爆發的。但爆發成一個完全反對國民黨的局面，這卻是很少人能預料到的。道路遙遠，報告不完全，我們很難知道這個運動怎樣演變成11月20日以後的形勢。但我們研究三四個月以前陳銘樞、蔣光鼐運動粵桂領袖的情形，參較近日驟變的局面，我們可以想像最近的急驟變化也許不是陳蔣諸人的本意；他們的本意只是不滿於南京，不滿於蔣介石而已。在那個立場上，他們才可以期望廣東與廣西的一部分領袖的贊助。但野火是易放而難收的。十九路軍原來出於第四軍，其中本含有很激烈的左傾分子；而十九路軍的新將領中又有翁照垣一類的顯然反對國民黨的右傾分子。

　　我們猜想，在那些高級首領還在奔走醞釀的時期，中下級軍人早已有一種更急進的有力聯合了。11月20日的變局，從報紙上的記載看來，頗像是一種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的故事。陳銘樞並不曾到場，而大會上最有力的指揮者卻是前第四軍長黃琪翔。人民權利的宣言是黃琪翔宣讀的。閩皖代表提出了「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提案，黃琪翔即宣稱「大會決定無條件的接受此項提案」。這提案當然無條件的一致通過了。於是翁照垣、丘國珍即展開他們準備好的五角黃星旗，這就成為新政府的新國旗了（參考11月26日《大公報》的「福州通信」）。

　　依我們的推論，陳銘樞、蔡廷鍇諸人豈不知道胡漢民、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諸人是不能在這個反國民黨的旗幟之下和他們合作的。然而此次閩變竟然成為反黨（或者甚至於聯共）的革命，這裡面的消息頗值得尋味。最近情理的解釋似乎是這樣的：高級領袖也許還在做反蔣護黨的夢，中下級軍人已暗中結合決心做反國民黨的革命了；持重的領袖也許還想與粵桂合作，而急進派已準備不要粵桂的合作了；兩栖的陳濟棠本來是他們要打倒的，那無實力的胡漢民也用不著了。在這種最後決心之上，閩變就忽然成了一個根本推翻國民黨的運動。最持重的如蔡廷鍇等，也就像辛亥革命時躲在床下的黎元洪，不能不被擁戴做那人民革命軍的新領袖了。

　　如果這種揣測是不大錯的，那麼，今日的閩變已超出了陳銘樞、蔡廷鍇諸人的原來意向，所以由「反蔣」變為「反國民黨」了。此種變化，只是群眾心理的尋常現象，毫不足奇怪。徐謙曾對蔡元培說：「我本來不想左傾。不過到了演說臺上，偶然說了兩句左傾的話，就有許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覺的就說的更左傾一點，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熱烈了。他們越熱烈的拍掌，我就越說越左了。」一個前清翰林，妄想領導群眾，就這樣被群眾牽了走。世界多少英雄好漢，幾個能逃出那種「拍花」的迷惑！今日的閩中局面，還只是唱當年克倫斯基的二月革命的老戲。將來越走越遠，也許有揭開面幕，老實參加共產革命運動的一日。到那時候，——也許等不到那時候，——今日七拼八湊的聚義群雄，其中也許又有人回過頭來，做當年的李濟深，做當年的蔣介石，清共的清共，護党（自然不止國民黨）的護黨，戲又唱回到民國十六年的老腔調了。——然而國家與人民受的物質與精神上的無限損失，是永沒有賠償的了！

　　我們對於閩事，就現有的不充分的材料看來，只能作如此的觀察。如果此種觀察能得著事實的證實，那麼，這一回的閩變只是一群「同床異夢」的軍人政客，用驟然的手段，臨時湊合成的一個反國民黨的革命局面。我們檢查11月20日到場的「人民代表」名單，其中至少有十分之一是我們平時認識或知道的人。我們覺得他們這回的舉動是深可惋惜的。「取消黨治」何嘗不是一個很動聽的名詞？「保障人權」又何嘗不是我們平日主張的？但我們要記得：六七月間馮玉祥、方振武所揭起的「抗日救國」，那豈不是更能號召人心的旗子？何以那樣時髦的旗子不能得到全國的響應呢？豈不是因為一班人的心理總覺得，在這個時候，無論打什麼好聽的旗號來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國家的嫌疑？危害國家是不會得著大多數人的同情的。我的朋友蔣廷黻先生在7月間說過一段很沉痛的話：

　　現在的競爭是國與國的競爭。我們連國都沒有，談不到競爭，更談不到勝利，我們目前的準備，很明顯的，是大家同心同力的建設一個國家起來。別的等到將來再說。（本刊五十九期，頁六）

　　這幾句話最可以代表大多數愛國的人心裡要說的話。大家豈不願意抗日救國？但他們心坎裡明白：必須先有個國家，然可以講抗日救國。掛了「抗日救國」的招牌，事實上卻是要使一個無力的政府更無力，要使一個不團結的國家更分裂：這就是人人都看得透的「掛羊頭，賣狗肉」了。

　　今日之事，正與察哈爾事件相同，多數有心人雖然常常感覺許多事實不能滿意，他們總不免有一個同樣的感想：必須先要保存這個國家；別的等到將來再說！這個政府已夠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這個國家夠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人權」固然應該保障，但不可掮著「人權」的招牌來做危害國家的行動。「取消黨治」固然好聽，但不可在這個危急的時期借這種口號來發動內戰。今日最足以妨害國家的生存的，莫過於內戰；最足以完全毀壞國家在世界上殘留的一點點地位的，莫過於內戰。無論什麼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內戰的大罪惡！

　　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日的英名，是中國現代史上最榮譽的事。我在加拿大和美國各地旅行，凡有中國人的地方，無論是洗衣鋪子或雜碎館子，總看見壁上掛著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三位的相片。然而我們不要忘了：一般人對於賢者，求全責備之心自然更大。槍口向外的熱血換來的英名，一旦槍口轉向內時，都會化作飛灰而散盡。這是我們最感覺十分惋惜的。

　　二十二，十一，二十七夜

　　（原載1933年12月3日《獨立評論》第7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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