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東西文化之比較(2)

東西文化之比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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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是歷史的產兒，所以我們要瞭解現代各種文化，最好是與它們中古的歷史背景相比較，就更易於明瞭。東西文化之成敗，就是看它們能夠脫離中古時代那種傳統思想制度到什麼程度。照我以上各段所討論的，西方文化解脫中古文化之羈絆，可說是成功最大的；至於現代印度的文化，可說還是中古文化。在此兩極端之中，其他東方各文化，其成功之程度，就各有高下不同了。

　　我們將日本與中國兩相比較，對於這一點就更易於明瞭。一千二百年前，中國就開始反對佛教了。孔子之人道主義，老子之自然主義，都是極力反對中古之宗教的。八世紀時的大乘佛教變為禪宗，而禪宗不過是中國古代的自然主義而已。九世紀時，禪宗極力反對偶像，差不多與佛教脫離了。到了十一世紀，儒教又復興。自此以後，佛教的勢力，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後來新起的儒教，成為學者的哲理，以理智的態度，「致知格物」。到了十七世紀中葉，學者對於一切研究考據，純粹用科學的方法。凡文字版本歷史等考據學，都必須以事實為根據。各學者既採用此種方法，以故中國近三百年的學術，極合乎科學的方法；而許多歷史的科學，如文字學、版本學、漢學、古物學等，都極其發達。

　　中國雖則倡導人文主義，脫離宗教的羈絆，然而今日仍舊在落後的地位。她推翻了中古時代的宗教，但是對於大多人民的生活，仍舊沒有什麼改進。她善於利用科學方法，但是這方法只限於圖籍方面。她的思想得了自由，但是她沒有利用思想戰勝物質的環境，使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得自由。五百年的哲學思想，不能使中國逃出盜賊饑荒的災害，以故十七世紀的學者，實在是灰心。於是他們不得不捨棄那空洞的哲學，而從事於他們所謂「有用的學識」。但是他們何嘗夢想到這三百年來所用的苦工，雖則是用科學方法，仍不免只限于書本上的學識，而對於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毫無補救呢？

　　至於日本呢，她很不客氣地接受西方的機械文明，在很短的時期內，就造成了新式的文化。當培理（Perry）到日本的時候，她還是麻醉在中古文化裡。對於西方文化，她起初還表示反抗，但不久就不得不開放門戶而接受了。日人因著外人的淩辱蹂躪，於是奮起直追，製造槍炮，便利交通，極力生產，整頓政治；而對於中古的宗教封建制度等，都置之不理了。在五十年之中，日本不但一躍而為世界列強之一，而且解決了許多困難問題，為印度的佛教或中國的哲學所不能解決的。封建制度取消了，立憲政府起而代之，中古的宗教也立刻倒塌了。人力車是日本發明的，但是現今橫濱東京等處的人力車，日漸減少。人力車之減少，並不是因為什麼宗教的人道主義，也不是因為那些仁慈的太太們所組織的慈善機關，乃是因為「市內一圓」的福特車。國家既因著工業而富足興盛，於是國內的文藝天才，乘機而起，產生了一種新的文學，與物質的進步並駕齊驅。日本現在有九十個專門科學的研究社；全國各工程師所組織的會社，共有三千會員。因著這許多人力與工具，東方就建築了一個精神的文明。

　　這是怎樣一回事，很易於明瞭。最初人類本身是製造器具的動物。發明新的器具，以勝過物質的環境，因而就構成了所謂文化。後來人類感覺得與自然奮鬥太辛苦了，於是躲避在精神生活之下，而造成中古之黑暗時代。直到後來科學與機械興起，大家才又恢復從前那種自信心，而產生現代西方的新文化。科學與機械傳入日本，於是日本也構成了她的新文化。中國，印度，並其他東方各國，也必因著科學與機械，變為新文化的國家。

　　以上各節，已將現代西方機械文明之精神方面，詳細說明。機械之所以為精神的，乃因其能解脫人生之困苦，使大眾有享受快樂的機會。無論我們是否善於利用閒暇以尋求快樂，而專就利用機械以解脫困苦一層而論，就可說是精神的享樂。我們不能因為幾個傳教士被逼迫而燒死了，就咒詛上帝。

　　現在我們要討論西方文明其他的精神方面。在此我不必談什麼藝術音樂文學，因為我們大概都可以承認西方的藝術與文學可以與東方的相頡頏，至於西方的音樂，就遠勝於東方了。

　　我們先談科學罷。無論我們對於精神生活的定義怎樣，尋求知識是人類精神的需要，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但是古代的文明，都極力壓制這種求知欲。照《聖經·創世紀》所講，人類的墮落，並非因著女人，乃是因著求知的欲望。東方許多宗教，都以為無知則無欲，主張屏棄智識，服從天道。莊子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這些哲人大都回避求知的路，而致力於內省默坐修養等工夫，以尋求他們所謂深奧的智慧。還有些以為冥想可以與神相通。此外，佛教中所謂「四禪」「六度」，也是如此。

　　1927年正月有一個埃及的僧侶在英格蘭宣言東方的精神文明要高超些，因為他能夠活埋在地下經過二點五十二分鐘之久，仍舊可以復活。他比較大魔術家胡丁黎（Houdini）多能支持八十二分鐘，但是戲院沒有允許他表演，因為戲院的老闆恐怕觀眾不能忍耐等待三點鐘之久。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精神文明。現在東方許多苦行僧，也能夠表演這種伎倆。許多下等動物在蟄伏時期不是與這個一樣麼？至於那些科學家，用嚴格研究與實驗的方法，發現自然的秘密，實在是真正精神的快樂。不下一番功夫，不利用觀察，只知一味的偷懶，確實是找不著什麼真理的。科學可以訓練我們的腦力，供給我們好的工具與方法。智識雖然無限，但科學家並不失望，因為不斷的努力，日積月累，就可以對於自然逐漸明瞭。一次的成功，就有一次的進步，也就有一次的精神快樂。阿基米得（Archimedes）去洗澡的時候，忽然解釋了他所疑難的問題，他快樂得不知所措，赤著身子跑到街上四處喊叫。許多科學家，如伽利略，牛頓，巴士特，愛迪生等，每次有什麼新發現的時候，都感覺得無上的精神快樂。至於那些古代冒名的先知們，自己以為用內省的工夫，可以尋求高深的智識，對於這種精神的快樂，完全沒有經驗過。

　　那些舊式宗教的信徒們所謂精神快樂者，就不外乎自行催眠的法術。十七世紀時中國有一個革命的哲學家顏元（1635—1705），有一段事實紀載他個人精神的快樂：「甲辰五月夏至前四日，思故人，引僕控𩦺，被綿褐衣，馱麥裡左。僕垛，獨至柳下，鋪褐坐息。仰目青天，和風冷然，白雲散聚，遂朗吟雲清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逸；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事物。微閉眸視之，濃葉蔽日，碧綠羅裹，寶珠光耀，在隱露間，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躋虞廷聽九韶奏也。」後來顏元反對空洞的儒教，在北方倡導力行主義，不過他把上面這一段記載，存留在他的集子裡，以證明那種半宗教式的哲學思想，是空虛的，自欺欺人的。

　　科學之最精神的處所，是抱定懷疑的態度；對於一切事物，都敢於懷疑，凡無真憑確據的，都不相信。這種態度雖然是消極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勞，因為這態度可以使我們不為迷信與威權的奴隸。懷疑的態度是建設的，創造的，是尋求真理的惟一途徑。懷疑的目的，是要勝過疑惑，而建立一個新的信仰。它不只是反對舊的信仰，而且引起了許多新的問題，促成了許多新的發明。許多大科學家的傳記，如達爾文，赫胥黎，巴士特，科和（Koch）等，都貫注著這種「創造的懷疑」的精神，足以感悟後人。中古的聖徒基於信仰，現代的科學家則基於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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