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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文化之比較(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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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但是現代西方文明最精神的處所,還是在它的新宗教。這宗教無適當的名稱,暫稱之為「民治的宗教」。現代文明並非始於宗教,但結果造成了一種新的宗教;也無所謂道德,但是產生了一種新的道德標準。老實說,十五六世紀歐洲的列強,可說是強盜式的國家。當時的大英雄如哥倫布,麥哲倫,德類克(Drake)等,都是一些大海盜,乘風破浪以求金銀財寶。他們這種冒險事業,都有政府為他們的經濟後盾,而他們在外的榮辱,也與國體相關。他們的宗教,原是講博愛的;他們的道德標準,原是懲責劫掠的,但是這些探險家並不理會這樣的宗教與道德。 這種搶劫的行為,開闢了許多移殖通商的新大陸,增加了歐洲列強的財富與威勢,激動了許多人發明與製造的熱誠。接著就是工業革命,將產生的方法完全改變,各國的生產能力突然倍增。物質的享樂既然增高,就產生了許多中產階級,而同時大家的想像力與同情心也擴大了。這樣,大家都能掌握自己將來的命運,增加對於自己的信仰心,而各種社會意識,社會道德也應運而生了。以上種種,都造成了民治主義的新宗教。我所謂新宗教,就是十八世紀理想的個人主義,以及近百年的社會主義。 十八世紀的新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這新宗教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就變為社會主義。這些新趨勢,都是舊文化時所未曾夢想到的。不錯,東方的宗教也談什麼博愛,什麼土地與財產均分,但這些都不過是紙上談兵,與實際的社會生活或政治組織毫不相關。 西方便不同了。自由平等博愛是法美及一八四八年各國革命的口號;以後的革命,也莫不如此。各新起共和國的憲法,都貫注著這種精神。這口號打倒了君王,帝國,貴族;實現了人群在法律上的平等,思想言論出版信仰的自由;並且解放了婦女,普及了教育。 社會主義可說是補充早期民治主義之個人思想的,是民治運動進程中之一部分。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經濟的組織逐漸複雜,資本集中,以故從前的放任主義,不能達到平等自由的目的。大家反對義務教育,因其侵犯個人自由;反對勞資法及工廠法,因其專為某階級的法律。近代經濟組織既已改變,也必須有一種新的社會及政治哲學以適應此種新組織的需要。因此,一切社會主義運動,除掉什麼經濟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之外,不過是用社會群眾或政府的力量,以求大多數最大的幸福。這運動大概可分為兩大支流。一就是組織工會,用團體交涉或罷工的方法,以增進勞動階級的利益。一就是用政府的力量,調和階級鬥爭,而同時設法實行社會主義的思想,如徵收遺產稅及所得稅,強迫工人保險,限制工作時間,制訂最低工資等等。無論是用那種方法,以前許多看為很危險的社會主義思想,現在都實現在各新進國家的法律上或政策上了。我們雖然可以相信財產所有權是神聖的,但是實際上遺產稅與所得稅已成為各政府收入之一大宗了。英國是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但是英國的勞工党曾經組織過政府,而且不久仍有登臺的希望。美國是極力主張個人自由的,但是美國政府還是強迫禁酒。現今的世界,已不知不覺的趨於社會主義之途了。 這種民治的宗教,不是專為個人的自由,也不是專為別人的自由,乃是設法使個個男女都能得自由。除了用科學與機械增高個人的快樂之外,還要利用制度與法律使大多數人都能得著幸福的生活——這就是西方最偉大的精神文明。我可以問問:婦女解放,民治政體,普及教育等,是否從東方的精神文明產生出來的呢?焚燒孀婦,容忍階級制度,婦女纏足,凡此種種,是否精神文明呢? 6 現在我們將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物質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唯物文明(materialistic civilization)等名詞,作為本篇的結論。物質文明兼有物體與思想兩意義,因為一切器具都是思想的表現。西方的汽車文明固然是物質文明,而東方的獨輪車文明就不能說不是物質文明。現今大都將唯物文明這名詞加在現代西方文明上面,但我想這名詞加在落後的東方文明上還較為恰當。唯物文明的意思,是為物質所限,不能勝過物質;如東方不能利用智力,戰勝物質環境,改進人群的生活。東方的聖賢,勸人知足,聽天由命,昏天黑地的敬拜菩薩;這種催眠式的哲學,比較他們自己所住的房子,所吃的食物,所拜的偶像,還要偏於唯物了。 反之,如果某種文化能夠利用智力,征服自然,脫離迷信蒙昧,改進一切社會政治制度,以為人類最多數的幸福——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這種文化將來還要繼續增長進步,不過它的進步,不會轉向東方精神文明的途徑,而是照著它已往所走的途徑,繼續進行。 附:致於熙儉 于先生: 謝謝你的信。 我的一文,原用中文發表過(1926年),題為「我們對於西洋現代文明的態度」,現收在《胡適文存三集》裡(九月已出版,五馬路亞東圖書館)。後來(1928年)用英文重做時,稍稍有點改動。但這些改動,也有中文的文字發表過,也收在《文存三集》裡,如《東西文化的界線》(五一面),如《東方人的「精神生活」》(六四面),及《請大家來照照鏡子》(三九面以下),皆可參看。(下略) 胡適之 十九、九、二十八 (收入於熙儉譯《人類的前程》,1930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版。此文為俾耳德〔Charles A. Beard〕編Whether Mankind的一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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