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3)

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3)

　　他們以為有了學堂，便可以不用科舉了。殊不知道學堂是造人才的地方，科舉是國家選用人才來辦公家職事的方法。新式的學校可以替代老式的學堂，而不能替代國家考試用人的方法。他們不知道，只有新的考試制度，可以替代舊的科舉制度。他們廢了科舉，卻不曾造出一種新式的考試制度。於是這樣大的一個國家，二十五年來全沒有一個公道的，公開的，用客現標準的文官考試制度。二十五年來，政府機關用人還是靠八行書，靠薦信，靠賄賂，靠親戚朋友，遂造成廿五年的政治腐化的現象！

　　思想不精確，為害如此之大！

　　康有為死了，梁啟超也死了，戊戌（1898）距今有三十年了。三十年的不同，只是康、梁盲目地大聲疾呼嘉富爾、俾士麥、大彼得，而三十年後的青年卻大聲疾呼馬克斯，列寧，布魯東而已！

　　十三四年前，我同一位美國朋友談天，我說，「我們中國人有一點特別長處，就是不抵抗新思想。譬如『進化論』，在西洋出現之後，打了五六十年的官司，至今美國的大學還有禁止教授的。然而1898年有個嚴複譯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論》，出版之後，真是不翼而飛，有許多人自己出書刻版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舌頭。有些人竟用這些話做名字，陳炯明號競存；有一家朋友，哥哥叫天擇，弟弟叫競存。我自己的名字也起於『適者生存』的話。從沒有人出來反對《天演論》的。反對之聲乃出於徐家匯的天主教教士」。

　　我們朋友想了一會，答道：「胡先生，貴國人不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長處。歐美人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壞處。不抵抗也許是看不起思想的重要，也許是不曾瞭解新思想的涵義。抵抗之烈也許是頑固，也許是不輕易相信，須心服了然後相信。」

　　我聽了這句話，心裡很慚愧。我就問自己，「我相信生物進化論，究竟有多少科學的根據？」我當時真回不出來！只好費了許多功夫，抱了不少佛腳，方才明白一點生物學上，比較解剖學上，胚胎學上，地質學上，古生物學上的種種證據。

　　有一天，我在哥侖比亞大學的Furnald hall，碰見張□□先生，我問他，「你相信進化論嗎？」他說，「自然哪」。我又問，「你有什麼證據？」他支吾了一會，指著窗外的Broad way，說道：「你瞧，這些電線，電燈，電車，那一件不是進化的憑據？」我說，「這樣容易證明的一個學說，為什麼要等到達爾文才能發現？」他回不出了。

　　我又去問別人，從Furnald Hall直問到了Hartley Hall，幾十個中國學生，現在大都成了名人名教授了，當時都不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案。

　　這個故事值得使我們想想。

　　人家的思想是實際狀況的產兒，是多年研究實驗的結果，——例如達爾文，馬克斯，——到了我們的眼裡，只不過是一個抽象名詞，一句口頭禪，一個標語。我們不肯思想，更不肯調查試驗來證實或否證一個思想。我們的思想方法完全只在紙上變把戲。眼光不出紙上，心思不透過紙背。合我的脾胃的，便是對的思想；不合我的脾胃的，便是不對的。這叫做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

　　分開來說，有種種毛病可指，如攏統，如輕易相信（盲從），如同個人成見的武斷，如淺薄，……但其實只是一個根本病，只是懶惰，只是不肯用氣力，不肯動手腳，不肯用自己的耳朵眼睛而輕信別人的耳朵眼睛。話到歸根，還只是無為的思想方法。

　　試舉「攏統」作例吧！

　　攏統是用幾個抽象名詞來概括許多性質不同，歷史不同的事實。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勢力」、「文化侵略」……等等都是一些範圍廣漠的名詞，所包含的意義有地域上的不同，有歷史上的不同。然而這些名詞一到了錢們的手裡和嘴裡，一個個都成了法寶。你要咒詛誰，只消口中念念有詞，唱一聲「資本主義」，畫一道符，寫上「封建勢力」，那人就打倒了，那制度也就永永被咒詛了！

　　這些名詞所包括的制度和事實，有利有弊，有歷史的原因，有民族的特性，而我們一概不問，只想畫幾道符，念幾句咒，貼在他們身上，遂算完了事。例如「資本主義」，有十七八世紀的資本主義，有十九世紀上半的資本主義，有十九世紀下半的資本主義，有廿世紀的資本主義，有社會主義思想未發生以前的資本主義，有社會主義思想已發生影響以後的資本主義。即如Henry Ford的資本主義，已不是馬克思所指摘的資本主義了。資本主義的性質早已變了，而我們還用這一個老名詞，來包括無數新制度，這便是攏統。

　　在去年11月出版的一部《社會科學大綱》裡，有這麼一句話：

　　資本家欲在世界上占勢力，互相競爭，便不得不設法產生貧乏。欲產生貧乏，便不得不壓迫勞動者，增加工作時間，減少工銀。（第五章，42）

　　這種話給現代的資本家聽見了，真要笑掉牙齒，現代的資本家的第一要義是「設法產生富裕」，人民越富裕，越有剩餘資本可以買股票，買債券，保壽險，做儲蓄；人民越富裕，購買力越大，才能多買資本家所造出的商品。故設資本家不得不設法產生貧乏，竟是夢話。

　　至於「增加工作時間，減少工銀」的方法，也是一種已漸漸成為過去的方法。現在的資本主義，早已明白工作時間的減少和工銀的增加都是增加效率的法子，效率愈增加，得利更大。Henry Ford便是一個絕好的例：他的工廠裡，工作時間比人家少，工銀比人多，貨價比人低廉，而得利比誰都大。蘇俄政府近年極力宣傳Ford的傳記和著作，也正是因為這種絕大的效率，雖名為私有資本主義，而最可以作國家社會主義的模範。

　　在同書裡（26）我們又讀了這一段話：

　　一方面資本一天比一天集中於少數人手裡，別方面小資本家漸變成貧窮的，貧窮的一天一天變成無產者。……

　　這是所謂「資本集中」的現象。但是這又是馬克思的夢想，和五六十年來的事實完全不對。馬克思只看見資本集中，而不看見資本的管理權雖集中，而資本的所有權仍可以分散普及，如一個一萬萬元的公司，不妨分作一萬股，也可分作十萬股，也可分作一百萬股。其中的股東，可以是一個人，但平常的公司往往是幾千人以至幾萬人。馬克思主義說：

　　我們看一看美國金融資本的獨裁者吧！一百多個王侯，和他們的董事，管理了五百億金元，掌握了一切經濟生活上最最重要的部門。（32）

　　但他們忘了告訴我們，這五百億金元的所有者至少有幾千萬人！其中七分之一是保壽險費，所有者便是幾千萬的保戶！

　　馬克思主義者又對我們說：

　　資本主義社會的第一個特徵是不單是為了滿足人類的必要而生產物品，特別是為了商品而生產的。（《中國資本主義史》，4）

　　但我們不要忘了「人類的必要」是時時變遷的，不是固定的。商業制度的在文化史上的大貢獻正在於用最低的成本生產多量的物品，使多數人能購買，又用廣告的功能，引起人的欲望，使人感覺某物品的需要。文化的抬高全靠人類欲望的抬高，需要的增加。從前我們認為少數人的奢侈品的，現在都漸漸變成人人的必需品了。我們現在認電燈為必要了，不久將來應該認廚房電爐為家家必需之物，應該認無線電收音器為家家必需之物。「人類的必要」的增加，大都是廣告宣傳之功。資本主義為商品而生產，然而間接直接地抬高了無數人的欲望，增加了無數人的需要，所以有人說商業是文明的傳播者。所以為商品而生產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罪狀，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大功績呵！

　　我舉這幾個例來說明思想攏統的危險。「資本主義」有種種的意義，在資本集中的方面說，是一種生產方法；從私有財產的方面說，是一種分配方法。從生產的方面說，資本集中而未嘗不可以同時所有權分散在無數人，生產力增加而未必減少工人，增加工作時間，更未必增加物價。故凡種種勞工保障法，如八時工作，如最低工資保障，皆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裡的現行制度。從分配的方面說，私有財產的國家裡，未嘗沒有級進的所得稅，級進的遺產稅，未嘗不根本推翻「財產權神聖」的觀念。故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所得稅有超過百分之五十的，遺產稅有超過百分之五十五的。故我們不可用一個抽象名詞來抹殺一切複雜的情形，須知共產集權的國家之中也往往採用資本集中的方法，而資本主義之下也往往有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存在也。

　　（收入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2冊）

　　1.編者按：據《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29年5月19日記載：平社成員決定從各方面討論「中國問題」。其中分給胡適的題目是「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胡適的這篇文章應是為此而作。當時規定胡適主講的時間是「6月15日」。據《胡適的日記》1929年6月16日記：「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實秋、志摩、努生、劉英士幾個人，幾不成會。」胡適未提自己的主講內容，本文疑是為此在聚餐討論所準備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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