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

從思想上看中國問題(1)

　　究竟從思想上看，中國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問題是「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

　　種族上，問題是「不能適於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險」。

　　社會的制度與心理習慣上，問題是「不能適於生存而有墮落的危險」。

　　經濟上，問題是「不適宜於現代世界的經濟生活而脫不了落伍的危險」。

　　思想上，問題也是如此。

　　思想上的不適宜有兩個方面：

　　（1）思想中有根本大不適宜的部分
　　（2）思想的方法的不適宜

　　（上）不適宜的思想

　　吳稚暉先生曾說：

　　　　中國在古代，最特色處，實是一老實農民，……安分守己，茹苦耐勞。惟出了幾個孔丘、孟軻等，始放大了膽，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強成功一個邦國局面。若照他們多數〔鄉下〕大老官的意思，還是要剖鬥折衡，相與目逆，把他們的多收十斛麥，含餔鼓腹，算為最好，於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視父老昆季，也用樂天知命等委蛇。晉唐以前，乃是一個鄉老（老莊等）局董（堯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會。晉唐以來，唐僧同孫悟空帶來了紅頭阿三的空氣，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們的空話，改造了局董的規條。

　　稚暉先生這個見解大致不錯。中國古來的思想只有兩大系，我姑且叫他們做：r />
　　積極的，有為的一系（局董系）
　　消極的，無為的一系（鄉老系）

　　後來又加上了印度的和尚思想，鄉下者的無為思想便得了一個有力的大同盟。鄉下老，道士，和尚成了大同盟，其勢力便無敵於天下；局董受了他們的包圍與薰染，便也漸漸地變懶了，同化了。他們雖擺起了局董面孔，其實都不肯積極有為。故中國思想的「正宗」實在已完全到了「無為派」的子裡。我們試看最有勢力的俗語：

　　多事不如少事，
　　少事不如無事。
　　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靠天吃飯。
　　萬事皆是命，半點不由人。
　　多做，多錯；
　　少做，少錯；
　　不做，不錯。

　　所以我們今日研究中國思想是否適宜于現代的環境，其實就是研究這個正宗思想系統是否適宜。

　　這個正宗思想系統，簡單說來，有這麼一些方面：

　　（1）宇宙觀

　　主張自然變化，不信上帝造化，在思想史與宗教史上有解放的大功用。

　　但普通人並不懂這種自然主義的宇宙觀，故魏晉以後，墮落成道敦。宋以後的道學也從這裡出來，但中古宗教的勢力太深，道學運動對於自然主義已不能像王充、王弼諸人那樣的切底，故徘徊於太極陰陽之間，成一種不分明的，調和的宇宙論。

　　在這個現代世界，自然主義的宇宙論有昌明的可能，但須站在自然科學的新基礎之上，掃除陰陽太極種種陋說。

　　（2）人生觀：

　　因為太偏重自然，故忽略人為。「胡為乎，胡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莊子》）。誤認「自然的」為「最好的」，故有適性之論，主張自由，而自由的意義不明白，遂流為放浪曠達，人人以不守禮法為高。上層階級自命頹放，而下層社會便更墮落。

　　自然主義主張命定論，命定論自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因為這種命定論缺乏自覺性，故信命反成了一種迷信。

　　學者以「不齊」為物之情，故不講平等。平常人也承認命定的本分，故以「安分守己」為常德，不努力進取求提高生活與地位。

　　自然科學的旨趣在於征服自然以為人用。中國單有命定論，而沒有自然科學，故把天然看作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絕大勢力，故造成一種「聽天由命」「靠天吃飯」的人生觀，造成一種懶惰怕事不進取的民族性。

　　崇拜自然變化為合理的（The Natural = the Rationel)。故淡於是非之見。老子倡不爭，而莊子倡「不譴是非」：「辯也者，有不見也。」（《莊子》）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齊物論》）

　　什麼東西都是好的，都有他相當的地位，故我們最不講究辯證是非真偽的風氣，以「和光同塵」為美德，以「議論人長短」為大戒。什麼事總是「差不多」。七百年的「格物」「考證」的學風不能改革這根深蒂固的鄉願風氣。

　　「自然」是對於「人為」而言的。崇拜自然，必流入于輕視一切人為的事業。老、莊本來反對文化，反對制度，反對知識，反對語言文字。這種過激的虛無主義雖然不能實現，然而中國一切文化事業（建築，美術，技藝，學術）的苟且簡陋，未嘗不由於這種淺薄的自然崇拜。知足便是苟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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