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大國民」的外交

「大國民」的外交

　　常常聽見國人說：如何才是「大國民」的態度，現在我們要在對於慘劫後的日本的態度上和對於蘇俄的承認問題上，尋求這句話的例證。

　　日本是我們的近鄰，種族上文化上利害關係上都有密切的關係，只因日本的民族在東方的「魯衛之邦」裡是一個神智較為敏捷，精力較為活潑的民族，他的地理的關係，又與帝國主義的壓迫接觸較早，在勢不得不首先站起來以謀自衛，不幸這個孤立的東方民族，採取了「以毒攻毒」的政策用帝國主義的手段與國際帝國主義者，在東方被壓迫的區域內，爭取並駕齊驅的地位，他下力量便不知不覺的集注在中國身上，這樣子種的了中國和日本兩民族間的惡感，這種惡感使中國人認定日本是中國唯一的仇敵，使中國人忽視了在中國橫行的帝國主義的策源地，並不在日本的事實。

　　這一次天災地變，使日本遭空前未曾有的慘劫，在我們自詡為「大國民」的中國人，自不忍隔岸觀火，自不應在這種人間慘劫中，想到以前民族間的仇恨，就從利害關係上想，今後的日本，至少在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者中已經不是一個強者了。而且天災之後，日本的政治上發生變動亦不是意外的事，這亦足為中日兩國接近的媒介，假使我們看到這一點，不但在這幾天內要打幾通熱烈的同情的電報，從今以後，恐怕要改變從前排日仇日的態度，我們不歡迎從前的日本打出帝國主義的旗子來替我們東方的魚肉民族，張一張威風，亦能在我們身上與歐美的帝國主義者機會均平的分一杯羹，我們卻歡迎這一位不能再打帝國主義的旗子的日本，投入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裡，作一個先驅。

　　蘇俄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大本營，是我們被壓迫民族的好朋友，此次加拉罕代表東來備受我國社會各方面的歡迎，足以證明我們國民已經認識了蘇俄是我們的好友，既經認識了。他是我們的好友邦麼？中俄交涉的根本問題，即在締結中俄兩國的親交，中俄親交的第一步表示，就在承認蘇俄的問題，這個問題一經解決，其他問題都能迎刃而解了。

　　我們應該把承認蘇俄這件事，作為純粹友誼的表示，不該把他作為商賣式的外交交換品，只有力能承認蘇俄的政府，才能接受並保有蘇俄退還中國的權利，但是這件事如何是那「替人家看守大門」的「維持國際現有之地位」——被國際帝國主義壓迫的地位的外交家所能做得到的呢？

　　國人近來常說國民外交，我們要從對日對俄的外交態度上看一看，我們的國民外交是不是「大國民」的外交。

　　沒有國民的政府那有國民的外交？這一點亦望大家注意！

　　（原載1923年9月16日《努力週報》第70期，署名S.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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