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一師毒案感言

一師毒案感言

　　古人說，「暴得大名，不祥」。這句話是很有理的。名譽是社會對於一個人或一個機關的期望的表示。例如人說某學校是「最高學府」，這就是說社會期望某學校做「最高學府」。如果將來某學校不能做到社會的期望，他就要使社會大失望了。期望愈大，愈容易失望；失望愈大，責備也愈嚴重。所以享大名的人，跌倒下來，受的責備比常人更大更多。所以古人說，暴得大名是一件不祥之事。

　　浙江一師自民國八年以後，忽然得著一種很可妒羨的盛名。社會上的新分子誇獎一師，說他是東南新思想的中心；社會的舊分子攻擊一師，說他是危險思想的出產地。誇獎與攻擊，無論是否正當，都幫助一師的名譽飛躍到很可妒羨的地位。本省內地的學生紛紛來投考一師，自不消說；甚至於我們徽州的少年，不甘受內地舊學校的束縛的，也都紛紛趕到杭州，想嘗嘗浙江一師裡新思潮的滋味。我曾看見徽州學生程憬的日記，他記載當日投考被取時的心理，真有「出幽谷而遷喬木」的高興。一個中等學校得此盛名，豈不很可妒羨嗎？

　　一師背著「東南新思潮的一個中心」的盛名，已三四年了。「新思潮」是什麼東西？在我個人看來，新思潮並不是幾種生吞活剝的主義；新思潮所以能自別於舊思想，只靠一點：只靠一種新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叫他做「評判的態度」。無論對於何種制度，何種信仰，何種疑難，一概不肯盲從，一概不肯武斷，一概須要用冷靜的眼光，搜求證據，搜求立論的根據，搜求解決的方法：這便是評判的態度。這種精神的有無，便是思想新舊的區別點。但這種精神的有無，是不靠口頭和筆頭的表現的。最可靠的試驗是，當一種困難問題發生時，要能用這種評判的態度去應付解決。多少負盛名的個人與機關，都因禁不起這種試驗而使人失望了。現在竟輪到浙江一師的頭上了！

　　浙江一師受的試驗，乃是一件「空前」——而且我們渴望他「絕後」——的慘劇，就是本年的毒案。這件案子太慘了；太出於尋常情理之外了；我們關心一師的人，都怕一師禁不住這種突現的，奇慘的試驗。因為他太離奇了，所以有種種無稽的謠言起來：有人說，一師大門外弓弦形的新路造壞了；有人說，杭州有妖怪作祟；有人說，這是無政府黨的惡謀。因為他太悲慘了，所以身受和旁觀的人都忍不住感情的衝動，都自然想儘量表現感情方面的要求：於是有主張念經拜懺追薦死者的，有提議發給死者畢業文憑的，有過分苛責學校辦事人的，有用煽動感情的態度來督促法庭的。一師的教職員和學生處這種奇慘奇難的境地，是很不容易的。一師居然能於短時期中恢復上課，居然能不為種種謠言所擾亂，居然能不參加種種迷信的舉動，居然能至今還保存一種冷靜的態度，靜候法庭偵查審判的結果：這一次奇慘奇嚴的試驗，一師至少可以說是及格的了！

　　我們現在對於一師，只有兩種希望。第一，希望一師繼續保持這種不武斷不盲從的態度，來研究這件毒案。這案子若果能有水落石出的一日，謀殺的兇手若果能伏罪受刑，那自然是最好的事。但我們若能暫時離開報仇雪恨的態度，若能用犯罪心理學的眼光來觀察這件案子，我們不能不疑心這件案子或者不能全靠法律，而或者須借助於病態心學。一餐飯的結果，毒死者二十四人，病而未死者一百九十一人，這是何等惡毒兇狠的事！最容易的解釋，自然是「有意謀害」說。但我們在事過境遷之後，平心研察，總覺得這個解釋很難成立；總覺得無論何種不共戴天的仇恨，總不能引起謀害二百三十幾條人命的動機。所以我們從心理學上著想，總覺得這件案子可以有三個假設的解釋：一是有意謀害，二是錯誤，三是病態心理。我們也是想罪人伏辜的，但我們渴望大家不要因為想報仇伸冤，就完全否認那其餘兩個假設的可能；更渴望大家不要因為感情上的剌激，而忘了「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古話！

　　第二，我們希望一師用評判的態度，來評判自己校內的制度，來謀學校的改革與進步。「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一師在這個慘痛之中，總應該感覺盛名之不易處了。一師這三四年的內部組織，如注重學生自治，注重發展個性，注重選科等等，都帶有試驗的精神。他們試驗的失敗與成功，都未嘗沒有供教育家研究參考的價值。但這些制度，認為試驗則可，認為定制則不可。一師經過這場慘案之後，得著無數從慘痛裡出來的經驗；若能利用這種經驗來評判那些制度，定可發現他們的利病，因此又可以保存那有益的部分，而淘汰或改革那有弊的部分。況且這樣的評判，不僅可施用於一校，還可施用於一切學校。例如學生膳食的問題，尤其是師範一類免費學校的膳食問題，在今日實有徹底研究改良的必要。倘能因一師的慘禍而使一省或一國的學校膳食問題，有一種徹底的改革，那豈不是不幸中的一件大幸事嗎？古人罵人，「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然而焦頭爛額之後，我們若能從苦痛裡感覺根本防患的必要，也可以算是不辜負這一場慘劫了。

　　十二、六、廿二　胡適在西湖新新旅館作

　　（收入胡頌平編撰：《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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