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難，行亦不易(3)|胡適

知難，行亦不易(3)

　　（四）批評

　　行易知難的學說是一種很有力的革命哲學。一面要人知道「行易」，可以鼓舞人勇往進取。一面更要人知道「知難」，可以提倡多數人對於先知先覺者的信仰與服從。信仰領袖，服從命令，一致進取，不怕艱難，這便是革命成功的條件。所以中山說這是必要的心理建設。

　　孫中山死後三四年中，國民黨繼續奉他做領袖，把他的遺教奉作一黨的共同信條，極力宣傳。「共信」既立，旗幟便鮮明了，壁壘也便整齊了。故三四年中，國民革命軍的先聲奪人，所向都占勝利。北伐的成功，可說是建立「共信」的功效。其間稍有分裂，也只為這個共信上發生了動搖的危險。但反共分共所以能成功，也都還靠著這一點點「共信」做個號召的旗幟。

　　故這三年的革命歷史可說是中山先生的學說添了一重證據，證明了服從領袖奉行計劃的重要，證明了建立共同信仰的重要，證明了只要能奉行一個共同的信仰，革命的一切困難都可以征服。

　　但政治上的一點好成績不應該使我們完全忽視了這個學說本身的一些錯誤。所以我想指出這個學說的錯誤之點，和從這些錯誤上連帶發生的惡影響。

　　行易知難說的根本錯誤在於把「知」「行」分的太分明。中山的本意只要教人尊重先知先覺，教人服從領袖者，但他的說話很多語病，不知不覺地把「知」「行」分做兩件事，分作兩種人做的兩類的事。這是很不幸的。因為絕大部分的知識是不能同「行」分離的，尤其是社會科學的知識。這絕大部分的知識都是從實際經驗（行）上得來：知一點，行一點；行一點，更知一點，——越行越知，越知越行，方才有這點子知識。三家村的豆腐公也不是完全沒有知識；他做豆腐的知識比我們大學博士高明的多多。建築高大洋房的工人也不是完全沒有知識；他們的本事也是越知越行，越行越知，所以才有巧工巧匠出來。至於社會科學的知識，更是知行分不開的。五權與九權的憲法，都不是學者的抽象理想，都只是某國某民族的實行的經驗的結果。政治學者研究的對象只是歷史，制度，事實，——都是「行」的成績。行的成績便是知，知的作用便是幫助行，指導行，改善行。政治家雖然重在實行，但一個制度或政策的施行，都應該服從專家的指示，根據實際的利弊，隨時修正改革，這修正補救便是越行越知，越知越行，便是知行不能分開。

　　中山先生志在領導革命，故倡知難行易之說，自任知難而勉人以行易。他不曾料到這樣分別知行的結果有兩大危險：

　　第一，許多青年同志便只認得行易，而不覺得知難。於是有打倒智識階級的喊聲，有輕視學問的風氣。這是很自然的：既然行易，何必問知難呢？

　　第二，一班當權執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難」的招牌，以為知識之事已有先總理擔任做了，政治社會的精義都已包羅在《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書之中，中國人民只有服從，更無疑義，更無批評辯論的餘地了。於是他們掮著「訓政」的招牌，背著「共信」的名義，箝制一切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容有絲毫異己的議論。知難既有先總理任之，行易又有党國大同志任之，輿論自然可以取消了。

　　行易知難說是一時救弊之計，目的在於矯正「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舊說，故為「林林總總」之實行家說法，教人知道實行甚易。但老實說來，知固是難，行也不易。這便是行易知難說的第二個根本錯誤。

　　中山先生舉了十項證據來證明行易知難。我們忍不住要問他：「中山先生，你是學醫的人，為什麼你不舉醫學做證據呢？」中山先生做過醫學的工夫，故不肯舉醫學做證據，因為醫學最可以推翻行易知難的學說。醫學是最難的事，人命所關，故西洋的醫科大學畢業年限比別科都長二年以上。但讀了許多生理學，解剖學，化學，微菌學，藥學，……還算不得醫生。醫學一面是學，一面又是術，一面是知，一面又是行。一切書本的學問都要能用在臨床的經驗上；只有從臨床的經驗上得來的學問與技術方才算是真正的知識。一個醫生的造成，全靠知行的合一，即行即知，即知即行，越行越知，越知越行的工巧精妙。熟讀了六七年的書，拿著羊皮紙的文憑，而不能診斷，不能施手術，不能療治，才知道知固然難，行也大不易也！

　　豈但醫生如此？做豆腐又何嘗不如此？書畫彈琴又何嘗不如此？打球，游水，開汽車，又何嘗不如此？建屋造船也何嘗不如此？做文章，打算盤，也何嘗不如此？一切技術，一切工藝，那一件不如此？

　　治國是一件最複雜最繁難又最重要的技術，知與行都很重要，紙上的空談算不得知，鹵莽糊塗也算不得行。雖有良法美意，而行之不得其法，也會禍民誤國。行的不錯，而朝令夕更，也不會得到好結果。政治的設施往往關係幾千萬人或幾萬萬人的利害，興一利可以造福於一縣一省，生一弊可害無數人的生命財產。這是何等繁難的事！古人把「良醫」和「良相」相提並論，其實一個庸醫害人有限，而一個壞政策可以造孽無窮。醫生以人命為重，故應該小心翼翼地開刀開方；政府以人民為重，故應該小心翼翼地治國。古人所以說「知之非艱，行之維艱」，正是為政治說的，不是叫人不行，只是叫人不要把行字看的太容易，叫人不可鹵莽糊塗地胡作胡為害人誤國。

　　民生國計是最複雜的問題，利弊不是一人一時看得出的，故政治是無止境的學問，處處是行，刻刻是知，越行方才越知，越知方才可以行的越好。「考試」是容易談的，但實行考試制度是很難的事。「裁兵」是容易談的，但怎樣裁兵是很難的事。現在的人都把這些事看的太容易了，故紈袴子弟可以辦交通，頑固書生可以辦考試，當火頭出身的可以辦一省的財政，舊式的官僚可以管一國的衛生。

　　今日最大的危險是當國的人不明白他們幹的事是一件絕大繁難的事。以一班沒有現代學術訓練的人，統治一個沒有現代物質基礎的大國家，天下的事有比這個更繁難的嗎？要把這件大事辦的好，沒有別的法子，只有充分請教專家，充分運用科學。然而「行易」之說可以作一班不學無術的軍人政客的護身符！此說不修正，專家政治決不會實現。

　　（十八年五月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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