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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廣州(2)


  我們從總司令部出來,回到新亞酒店,羅鈞任先生,但怒剛先生,劉毅夫(沛泉)先生,羅努生先生,黃深微(騷)先生,陳榮捷先生,都在那裡。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先生又送了一封信來,說:

  鄙意留省以勿演講為妙。黨部方面空氣不佳,發生糾紛,反為不妙,鄒先生雲,昨為黨部高級人員包圍,渠無法解釋。故中大演講只好佈告作罷。渠雲,個人極推重先生,故前佈告學生停課出席聽先生講演。唯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並勸先生離省,冀免發生糾紛。

  一月九日午前十一時

  鄒校長的為難,我當然能諒解。中山大學學生的兩天放假沒有成為事實,我卻可以得著四天的假期,豈不是意外的奇遇?所以我和陳榮捷先生商量,爽性把嶺南大學和其他幾處的講演都停止了,讓我痛痛快快地玩兩天。我本來買了來回船票,預備趕十六日的塔虎脫總統船北回,所以只預備在廣州四天,在梧州一天。現在我和西南航空公司劉毅夫先生商量,決定在廣州只玩兩天,又把船期改到十八日的麥荊尼總統船,前後多出四天,坐飛機又可以省出三天,我有七天可以飛游南寧和柳州、桂林了。羅鉤任先生本想遊覽桂林山水,他到了南寧,因為他的哥哥端甫先生(文莊)死了,他半途折回廣州。他和羅努生先生都願意陪我游桂林,我先去梧州講演,鈞任等到十三日端甫開吊事完,飛到南寧會齊,同去游柳州、桂林。我們商量定了,我很高興,就同陳榮捷先生坐小汽船過河到嶺南大學鐘榮光校長家吃午飯去了。

  那天下午五點,我到嶺南大學的教職員茶會。那天天氣很熱,茶會就在校中的一塊草地上,大家團坐吃茶點談天。嶺南的學生知道了,就有許多學生來旁觀。人越來越多,就把茶會的人包圍住了。起先他們只在外面看著,後來有一個學生走過來對我說:「胡先生肯不肯在我的小冊子上寫幾個字。」我說可以,他就摸出一本小冊子來請我題字。這個端一開,外面的學生就擁進茶會的團坐圈子裡來了。人人都拿著小冊子和自來水筆,我寫的手都酸了。天漸黑下來了。草地上蚊子多得很,我的薄襪子抵擋不住,我一面寫字,一面運動兩隻腳,想趕開蚊子。後來陳榮捷先生把我拉走,我上車時,兩隻腳背都腫了好幾塊。

  晚上黃深微先生和他的夫人邀我到他們家中去住,我因為旅館裡來客大多,就搬到東山,住在他們家裡。十點鐘以後,報館裡有人送來明天新聞的校樣,才知道中山大學鄒魯校長今天出了這樣一張佈告:

  國立中山大學佈告第七十九號

  為佈告事。前定本星期四五下午二時請胡適演講。業經佈告在案。現閱香港《華字日報》。胡適此次南來接受香港大學博士學位之後。在港華僑教育會所發表之言論。竟謂香港最高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又謂各位應該把他做成南方的文化中心。 複謂廣東自古為中國的「殖民地」等語。此等言論。在中國國家立場言之。胡適為認人作父。在廣東人民地位言之。胡適竟以吾粵為生番蠻族。實失學者態度。應即停止其在本校演講。合行佈告。仰各學院各附校員生一體知照。屆時照常上課為要。此布。

  校長 鄒魯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九日

  這個佈告使我不能不佩服鄒魯先生的聰明過人。早晨的各報記載八日下午西南政務會議席上討論的胡適的罪過,明明是反對廣東的讀經政策。現在這一樁罪名完全不提起了,我的罪名變成了「認人作父」和「以吾粵為生番蠻族」兩項!廣州的當局大概也知道「反對讀經」的罪名是不夠引起廣東人的同情的,也許多數人的同情反在我的一邊。況且讀經是武人的主張,——這是陳濟棠先生親口告訴我的——如果用「反對讀經」做我的罪名,這就成了陳濟棠反對胡適了。所以奉行武人意旨的人們必須避免這個真罪名,必須向我的華僑教育會演說裡去另尋找我的罪名,恰好我的演說裡有這麼一段:

  我覺得一個地方的文化傳到他的殖民地或邊境,本地方已經變了,而過境或殖民地仍是保留著老祖宗的遺物。廣東自古是中國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許多都變了,而在廣東尚留著。像現在的廣東音是最古的,我現在說的話才是新的。(用各報筆記,大致無大錯誤。)

  假使一個無知苦力聽了這話忽然大生氣,我一定不覺得奇怪。但是一位國立大學校長,或是一位國立大學的中國文學系主任居然聽不懂這一段話,居然大生氣,說我是罵他們「為生番蠻族」,這未免有點奇怪罷。

  我自己當然很高興,因為我的反對讀經現在居然不算是我的罪狀了,這總算是一大進步。孟子說的好,「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鄒魯先生們受了讀經的訓練,硬要我學孔子的「做人」,要我「以微罪行」,我當然是很感謝的。

  但九日的廣州各報記載是無法追改的,九日從廣州電傳到海內外各地的消息也是無法追改的。廣州諸公終不甘心讓我蒙「反對讀經」的惡名,所以一月十四日的香港英文《南華晨報》上登出了中山大學教授兼廣州《民國日報》總主筆梁民志的一封英文來函,說:

  我盼望能借貴報轉告說英國話的公眾,胡適博士在廣州所受冷淡的待遇,並非因為(如貴報所記)他批評廣州政府恢復學校讀經課程,其實完全因為他在一個香港教員聚會席上說了一些對廣東人民很侮辱又「非中國的」批評。我確信任何人對於廣州政府的教育政策如提出積極的批評,廣州當局諸公總是很樂意聽受的。

  我現在把梁教授這封信全譯在這裡,也許可以幫助廣州當局諸公多解除一點同樣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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