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遊雜憶二、廣州

二、廣州(1)

　　一月九日早晨六點多，船到了廣州，因為大霧，直到七點，船才能靠碼頭。有一些新舊朋友到船上來接我，還有一些新聞記者圍住我要談話。有一位老朋友托人帶了一封信來，要我立時開看。我拆開信，中有云：「兄此次到粵，諸須謹慎。」

　　我不很瞭解，但我知道這位朋友說話是很可靠的。那時和我同船從香港來的有嶺南大學教務長陳榮捷先生，到船上來歡迎的有中山大學文學院長吳康先生，教授朱謙之先生，還有地方法院院長陳達材先生，他們還不知道廣州當局對我的態度。陳榮捷先生和吳康先生還在船上和我商量我的講演和宴會的日程。那日程確是可怕的！除了原定的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各演講兩次之外，還有第一女子中學、青年會、歐美同學會等，四天之中差不多有十次演講。上船來的朋友還告訴我：中山大學鄒魯校長出了佈告，全校學生停課兩天，使他們好去聽我的演講。又有人說：青年會昨天下午開始賣聽講券，一個下午賣出了兩千多張。

　　我跟著一班朋友到了新亞酒店。已是八點多鐘了。我看廣州報紙，才知道昨天下午西南政務會議開會，就有人提起胡適在香港華僑教育會演說公然反對廣東讀經政策，但報紙上都沒有說明政務會議議決如何處置我的方法。一會兒，吳康先生送了一封信來，說：

　　適晤鄒海濱先生云：此間黨部對先生在港言論不滿，擬勸先生今日快車離省，暫勿演講，以免發生糾紛。

　　鄒、吳兩君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我既來了，並且是第一次來觀光，頗不願意就走開。恰好陳達材先生問我要不要看看廣州當局，我說：林雲防主席是舊交，我應該去看看他。達材就陪我去到省政府，見著林雲防先生，他大談廣東省政府的「三年建設計劃」。他問我要不要見見陳總司令，我說，很好。達材去打電話，一會兒他回來說：陳總司令本來今早要出發向派出剿匪的軍隊訓話，因為他要和我談話，特別改遲出發。總司令部就在省政府隔壁，可以從樓上穿過。我和達材走過去，在會客室裡略坐，陳濟棠先生就進來了。

　　陳濟棠先生的廣東官話我差不多可以全懂，我們談了一點半鐘，大概他談了四十五分鐘，我也談了四十五分鐘。他說的話很不客氣：「讀經是我主張的，祖孔是我主張的，拜關、嶽也是我主張的。我有我的理由。」他這樣說下去，滔滔不絕。他說：「我民國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預備回來做紅軍總司令的。」但他後來覺得共產主義是錯的。他繼續說他的兩大政綱：第一是生產建設，第二是做人。生產的政策就是那個「三年計劃」，包括那已設未設的二十幾個工廠，其中有那成立已久的水泥廠，有那前五六年才開工出糖的糖廠。他談完了他的生產建設，轉到「做人」，他的聲音更高了，好像是怕我聽不清似的。他說：生產建設可以儘量用外國機器，外國科學，甚至於不妨用外國工程師。但「做人」必須有「本」，這個「本」必須要到本國古文化裡去尋求。這就是他主張讀經祀孔的理論。他演說這「生產」「做人」兩大股，足足說了半點多鐘。他的大旨和胡政之先生《粵桂寫影》所記的陳濟棠先生一小時半的談話相同，大概這段大議論是他時常說的。

　　我靜聽到他說完了，我才很客氣的答他，大意說：「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的主張和我的主張只有一點不同。我們都要那個『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產建設須要科學，做人須要讀經祀孔，這是『二本』之學。我個人的看法是：生產要用科學知識，做人也要用科學知識，這是『一本』之學。」

　　他很嚴厲的睜著兩眼，大聲說：「你們都是忘本！難道我們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做人嗎？」

　　我平心靜氣的對他說：「五千年的老祖宗，當然也有知道做人的。但就絕大多數的老祖宗說來，他們在許多方面實在夠不上做我們『做人』的榜樣。舉一類很淺的例子來說罷。女人裹小足，裹到骨頭折斷，這是全世界的野蠻民族都沒有的慘酷風俗。然而我們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聖大賢，兩位程夫子沒有抗議過，朱夫子也沒有抗議過，王陽明、文文山也沒有抗議過。這難道是做人的好榜樣？」

　　他似乎很生氣，但也不能反駁我。他只能罵現存中國的教育，說「都是亡國的教育」；他又說，現在中國人學的科學，都是皮毛，都沒有「本」，所以都學不到人家的科學精神，所以都不能創造。在這一點上，我不能不老實告訴他：他實在不知道中國這二十年中的科學工作。我告訴他：現在中國的科學家也有很能做有價值的貢獻的了，並且這些第一流的科學家又都有很高明的道德。他問：「有些什麼人？」

　　我隨口舉出了數學家的姜蔣佐，地質學家的翁文瀚。李四光，生物學家的秉志，——都是他不認識的。

　　關於讀經的問題，我也很老實的對他說：我並不反對古經典的研究，但我不能贊成一班不懂得古書的人們假借經典來做復古的運動。「這回我在中山大學的講演題目本來是兩天都講『儒與孔子』，這也是古經典的一種研究。昨天他們寫信到香港，要我一次講完，第二次另講一個文學的題目。我想讀經問題正是廣東人眼前最注意的問題，所以我告訴中山大學吳院長，第二題何不就改作『怎樣讀經？』我可以同這裡的少年人談談怎樣研究古經典的方法。』我說這話時，陳濟棠先生回過頭去望著陳達材，臉上做出一種很難看的獰笑。我當作不看見，仍舊談下去。但我現在完全明白是誰不願意我在廣州「賣膏藥」了！

　　以上記的，是我那天談話的大概神情。旁聽的只有陳達材先生一位。出門的時候，達材說，陳伯南不是不能聽人忠告的，他相信我的話可以發生好影響。我是相信天下沒有白費的努力的，但對達材的樂觀我卻不免懷疑。這種久握大權的人，從來沒有人敢對他們說一句逆耳之言，天天只聽得先意承志的阿諛諂媚，如何聽得進我的老實話呢？

　　在這裡我要更正一個很流行的傳說。在十天之後，我在廣西遇見一位從廣州去的朋友，他說，廣州盛傳胡適之對陳伯南說：「岳武穆曾說，『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我們此時應該倒過來說，『武官不要錢，文人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這句話確實是我在香港對胡漢民先生說的。我在廣州，朋友問我見過胡展堂沒有，我總提到這段談話。那天見陳濟棠先生時，我是否曾提到這句話，我現在記不清了。大概廣州人的一般心理，覺得這句話是我應該對陳濟棠將軍說的，所以不久外間就有了這種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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