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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香港(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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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香港講演過五次:三次用英文,兩次用國語。在香港用國語講演,不是容易的事。一月六日下午,我在香港華僑教育會向兩百多華文學校的教員演說了半點鐘,他們都說可以勉強聽官話,所以不用翻成廣東話。我說的很慢,自信是字字句句清楚的。因為我怕他們聽不明白,所以那篇演說裡沒有一句不是很淺近的話。第二天各華字報登出會場的筆記,我在《大光報》上讀了一遍,覺得大旨不錯,我很高興,因為這樣一篇有七八成正確的筆記使我相信香港的中小學教員聽國語的程度並不壞,這是最可樂觀的現象,在十年前這是絕不可能的。後來廣州各報轉載的,更後來北方各報轉載的,大概都出於一個來源,都和《大光報》相同。其中當然有一些聽錯的地方,和記述白話語氣不完全的地方。例如我提到教育部王部長的廣播演說,筆記先生好像不知道王世傑先生,所以記作汪精衛先生了。又如我是很知道廣州人對香港的感情的,所以我很小心的說「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轉移守舊勢力,使香港成為南方的一個新文化中心」,我特別把「一個新文化中心」說得很清楚,但筆記先生好像不曾做慣白話文,他輕輕地把「一個」兩字丟掉了,後來引起了廣州人士不少的醋意!又如最後筆記先生記的有這樣一句話: 現在不同了。香港最高級教育當局也想改進中國的文化。 這當然是很錯誤的紀錄:我說的是香港最高教育當局現在也想改善大學裡的中國文學的教學了,所以我接著說港大最近請兩位中國學者來計劃中文系的改革事業。凡有常識而無惡意的讀者,看了上下文,絕不會在這一句上挑眼的,誰知這句句子後來在中山大學鄒校長的筆下竟截去了上下文,成了一句天下馳名的名句! 那篇演說,因為各地報紙都轉載了,並且除了上述各點小誤之外,記載的大體不錯,所以我不用轉載在這裡了。我的大意是勸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財富,努力早日做到普及教育;同時希望他們接受中國大陸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後倒退。可是我在後半段裡提到廣東當局反對白話文,提倡中小學讀經的政策。我說的很客氣,筆記先生記的是: 現在廣東很多人反對用語體文,主張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還提倡讀經書。我真不懂。因為廣州是革命策源地,為什麼別的地方已經風起雲湧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廣東尚且守舊如此。 這段筆記除了「風起雲湧」四個字和「尚且」二字我絕不會用的,此外的語氣大致不錯。我說的雖然很客氣,但讀經是陳濟棠先生的政策,並且曾經西南政務會議正式通令西南各省,我的公開反對是陳濟棠先生不肯輕輕放過的。於是我這篇最淺近的演說在一月八日廣州報紙上登出之後,就引起很嚴重的反對。我絲毫不知道這回事,八日的晚上,我上了「泰山」輪船,一覺醒來,就到了廣州。 羅文幹先生每每取笑我愛演說,說我「賣膏藥」。我不懂這句話的意思,直到那晚上了輪船,我才明白了。我在頭等艙裡望見一個女人在散艙裡站著演說,我走過去看,聽不懂她說的是什麼問題,只覺得她侃侃而談,滔滔不絕,很像是一位有經驗的演說大家。後來問人,才知道她是賣膏藥的,在那邊演說她手裡的膏藥的神效。我忍不住暗笑了;明天早起,我也上省賣膏藥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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