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遊雜憶一、香港

一、香港(1)

　　我在元旦上午坐哈裡生總統船南下，一月四日早晨到香港，住在香港大學副校長韓耐兒（Sir Williaxn Homel）的家裡。我在香港的日程，先已托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佛斯脫先生代為排定。西洋人是能體諒人的，所以每天上午都留給我自由支配，一切宴會講演都從下午一點開始。所以我在香港五天，比較很從容，玩了不少地方。

　　船到香港時，天還未明，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輕霧中的滿山燈光，真像一天繁星。韓校長的家在半山，港大也在半山，在山上望見海灣，望見遠近的島嶼，氣象比青島、大連更壯麗。香港的山雖不算很高，但見面都靠海，山和海水的接近，是這裡風景的特色。有一天佛斯脫先生夫婦邀我去遊覽香港市的背面的山水，遍覽淺水灣、深水灣、香港仔、赤柱各地。陽曆的一月正是香港最好的天氣。滿山都是綠葉，到處可以看見很濃豔的鮮花；我們久居北方的人，到這裡真有「趕上春了」的快樂。我們在山路上觀看海景，到聖土梯反學校小坐喝茶，看海上的斜陽，風景特別清麗。

　　晚上到佛斯脫先生家去吃飯，坐電車上山，走上山頂（The Peak），天已黑了，山頂上有輕霧，遠望下去，看那全市的燈火，氣象比紐約和舊金山的夜色還更壯麗。有個朋友走遍世界的，曾說，香港的夜景，只有南美洲巴西的裡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和澳洲的悉尼（Sydeny）兩處可以相比。過了一天，有朋友邀我去游九龍，因時間太晚，走的不遠，但大埔和水塘一帶的風景的美麗已夠使我們驚異了。

　　有一天，我在扶輪社午餐後演說，提到香港的風景之美，我說：香港應該產生詩人和畫家，用他們的藝術來讚頌這裡的海光山色。有些人聽了頗感覺詫異。他們看慣了，住膩了，終日只把這地方看作一個吃飯做買賣的商場，所以不能欣賞那山水的美景了。但二十天之後，我從廣西回到香港時，有人對我說，香港商會現在決定要編印一部小冊子，描寫香港的風景，他們準備印兩萬本，來宣傳香港的山水之美！

　　香港大學最有成績的是醫科與工科，這是外間人士所知道的。這裡的文科比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說是完全和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不發生關係。這是因為此地英國人士向來對於中國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國人士又太不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學，所以中國文字的教授全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的手裡，大陸上的中文教學早已經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變動大潮流之外。近年副校長韓君與文學院院長佛君都很注意這個問題，他們兩人去年都曾到北方訪問考查；去年夏天港大曾請廣東學者陳受頤先生和客肇祖先生到這裡來研究港大的中文教學問題，請他們自由批評並指示改革的途徑。這種虛心的態度是很可以佩服的。我在香港時，很感覺港大當局確有改革文科中國文字教學的誠意，本地紳士如周壽臣、羅旭和諸先生也都熱心贊助這件改革事業。但他們希望一個能主持這種改革計劃的人，這個人必須兼有四種資格：（一）須是一位高明的國學家，（二）須能通曉英文，能在大學會議席上為本系辯護，（三）須是一位有管理才幹的人，（四）最好須是一位廣東籍的學者。因為這樣的人才一時不易得，所以這件改革事業至今還不曾進行。

　　香港大學創始於愛裡鶚爵士（Sir Charles Eliot），此君是一位博學的學者，精通梵文和巴利（Pali）文，著有《印度教與佛教》三矩冊；晚年曾任駐日本大使，退休後即寄居奈良，專研究日本的佛教，想著一部專書。書稿本成，他因重病回國，死在印度洋的船上。一九二七年五月，我從美國回來，過日本奈良，曾在奈良旅館裡見著他。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國的勒衛先生（SyboteVi），瑞士（現改法國籍）的戴彌微先生（Demieville），日本的高桶順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國的研究佛教的學人聚在一堂，可稱盛會。於今不過八年，那幾個人都雲散了，而當日餐會的主人已葬在海底了！

　　愛裡鶚校長是最初推薦鋼和泰先生給北京大學的人。鋼先生從此留在北京，研究佛教，教授梵文和藏文，至今十五六年了。香港大學對中國學術上的貢獻，大概要算這件事為最大。可惜愛裡鶚以後，這樣的學術上的交通就不曾繼續了。

　　香港的教育問題，不僅是港大的中文教學問題。我在香港曾和巢坤霖先生、羅仁伯先生細談，才知道中小學的中文教學問題更是一個急待救濟的問題。香港的人口，當然絕大數是中國人。他們的兒童入學，處處感覺困難，最大的困難是那絕大多數的華文學校和那少數的英文中學不能相銜接，華文學校是依中國新學制的六六制辦的，小學六年，中學也六年。英文中學卻有八年。依年齡的分配，在理論上，一個兒童讀了四年小學，應該可以接上英文中學的最低級（第八級）。事實上卻不然，華人子弟往往要等到初中二三年（即第八九年）方才能考英文中學。其間除了英文之外，其餘的他種學科都是學過了還須重習的。這樣的不相銜接，往往使兒童枉費去三年至五年的光陰。所以這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香港與九龍的華文學校約有八百所，其中六百校是完全私立的，二百校是稍有政府津貼的。英文中學校之中，私立的約有一百校，其餘最好的三十校又分三種：一種是官立的，一種是政府補助的，一種是英國教會辦的。因為全港受英國統治與商業的支配，教學生的升學當然大家傾向那三十所設備最好的英文中學。無力升學的學生，也因為工商業都需要英文與英語，也都有輕視其他學科的傾向，還有一些人家，因為香港生活程度太高，學費太貴，往往把子弟送往內地去求學；近年中國學校不能收未立案的學校的學生，所以叫香港兒童如想在內地升學，必須早入中國的立案學校。所以香港的中小學的教學問題最複雜。家長大都希望子弟能早學英文，又都希望他們能多學一點中國文字，同時廣東人的守舊風氣又使他們迷戀中國古文，不肯徹底改用國語課本。結果是在絕大多數的中文學校裡，文言課本還是很占勢力，師資既不易得，教學的成績自然不會好了。

　　羅仁伯先生是香港中文學校的視學員，他是很虛心考慮這個中文教學問題的，他也不反對白話文。但他所顧慮的是：白話文不是廣東人的口語，廣東兒童學白話未必比學文言更容易，也未必比學文言更有用。這不僅是他一個人的顧慮，廣東朋友往往有這種見解。其實這種意思是錯的。第一，今日的「國語」本是一種活的方言，因為流行最廣，又已有文學作品做材料，所以最容易教學；學了也最有用。廣東話也是一種活的方言，但流行比較不遠，又產生的文學材料太少，所以不適宜用作教學工具。廣東人雖不說國語，但他們看白話小說，新作白話文字，究竟比讀古書容易的多多了。第二，「廣東話」絕不能解決華南一帶語言教學問題，因為華南的語言太複雜了，廣東話之外，還有客話，潮州話等等。因為華南的語言太複雜了，所以用國語作統一的語言實在比在華北、華中還更需要。第三，古文是不容易教的，越下去，越不容易得古文師資了。而國語師資比較容易培養。第四，國語實在比古文豐富的多，從國語入手，把一種活文字弄通順了，有志學古文的人將來讀古書也比較容易。第五，我想香港的小學中學若徹底改用國語課本，低級修業年限或可以縮短一二年。將來謀中文學校與英文中學的銜接與整理，這也許是很可能的一個救濟方法——以我對於香港的教育家，很誠懇的希望他們一致的改用國語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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