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墨家哲學(5)

墨家哲學(5)

　　第三，非政不兼愛是天下一切罪惡的根本。而天下罪惡最大的，莫如「攻國」。天下人無論怎樣高談仁義道德，若不肯「非攻」，便是「明小物而不明大物」（讀《非攻上》）。墨子說：

　　今天下之所〔以〕譽義（舊作善，今據下文改）者，……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歟？……雖使下愚之人。必曰：將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不〕免攻伐並兼，則是（有）（此字衍文）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黑白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非攻下》）（參看第三章所引瞽者一段）

　　墨子說：「義便是利。」（《墨經》上也說「義，利也」。此乃墨家遺說。）義是名，利是實。義是利的美名，利是義的實用。兼愛是「義的」，攻國是「不義的」，因為兼愛是有利於天鬼國家百姓的，攻國是有害於天鬼國家百姓的。所以《非攻上》只說得攻國的「不義」，《非攻中、下》只說得攻國的「不利」。因為不利，所以不義。你看他說：

　　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

　　又說：

　　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之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於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非攻中、下》）

　　可見墨子說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是「兼愛」的真義，也便是「非攻」的本意。

　　第四，明鬼儒家講喪禮祭禮，並非深信鬼神，不過是要用「慎終追遠」的手段來做到「民德歸厚」的目的。所以儒家說：「有義不義，無祥不祥。」（《公孟》篇）這竟和「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的話相反對了（《易·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乃是指人事的常理，未必指著一個主宰禍福的鬼神天帝）。墨子是一個教主，深恐怕人類若沒有一種行為上的裁制力，便要為非作惡。所以他極力要說明鬼神不但是有的，並且還能作威作福，「能賞賢而罰暴」。他的目的要人知道。

　　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有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孫詒讓雲；這是迓之訛，迓通禦）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明鬼》）

　　墨子明鬼的宗旨，也是為實際上的應用，也是要「民德歸厚」。但是他卻不肯學儒家「無魚而下網」的手段，他是真信有鬼神的。

　　第五，非命墨子既信天，又信鬼，何以不信命呢？原來墨子不信命定之說，正因為他深信天志，正因為他深信鬼神能賞善而罰暴。老子和孔子都把「天」看作自然而然的「天行」，所以以為凡事都由命定，不可挽回。所以老子說「天地不仁」，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墨子以為天志欲人兼愛，不欲人相害，又以為鬼神能賞善罰暴，所以他說能順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禍。禍福全靠個人自己的行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來的，並不由命定。若禍福都由命定，那便不做好事也可得福；不作惡事，也可得禍了。若人人都信命定之說，便沒有人努力去做好事了。（非命說之論證已見上章）

　　第六，節葬短喪墨子深恨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卻又在死人身上做出許多虛文儀節。所以他對於鬼神，只注重精神上的信仰，不注重形式上的虛文。他說儒家厚葬久喪有三大害：（一）國家必貧，（二）人民必寡，（三）刑政必亂。（看《節葬》篇）所以他定為喪葬之法如下：

　　桐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節葬》）

　　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節葬）無槨。（《莊子·天下》篇）

　　死無服，（《莊子·天下》篇）為三日之喪。（《公孟》篇）（《韓非子·顯學》篇作「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服喪三月」。疑墨家各派不同，或為三日，或為三月。）而喪而服事，人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節葬》）

　　我們讀墨子節葬短喪的議論，自然要想到中國現行的喪禮葬禮，也有許多應該攻良之處。我們在北京所見的喪禮，自大總統的夫人一直到極貧苦的人家那一件不是野蠻的禮節？出殯的時候，一大群叫化子，跟上一群道士，又跟上一群和尚，再跟上一群喇嘛。這還是周公之禮呢？還是孔子之禮呢？至於種種奢侈的靡費，如盛宣懷出殯，至用幾十萬金，那更不消說了。墨子當時攻擊儒家的喪禮如「扶而後起，杖而後行」，以為是「傷生害事」的制度，但是當時的孝子果真能如此哀痛，也還罷了。如今的人，既不能實行儒家的喪禮，卻偏要說：「苫塊昏迷」、「泣血稽顙」種種誑語，豈不是無恥嗎？儒家的喪禮，三年喪期之內，男女不同室。墨子以為這種「敗男女之交」的制度將使「人民必寡」。後世的道學先生，居官丁憂，妻妾有了孕，怕人笑話，往往用藥墮胎，有時害及幾條生命。這種喪禮不但養成一種說誑作偽的劣根性，簡直是慘無人理的野蠻制度了！懂得此理，便知墨子當日提倡節葬短喪，真是當時的急務。

　　第七，非樂墨子的非樂論，上文已約略說過。墨子所謂「樂」，是廣義的「樂」。如《非樂上》所說：「樂」字包括「鐘鼓琴瑟竽笙之聲」、「刻鏤文章之色」、「芻豢煎炙之味」、「高臺厚榭邃野之居」。可見墨子對於一切「美術」，如音樂、雕刻、建築、烹調，等等，都說是「奢侈品」，都是該廢除的。這種觀念固是一種狹義功用主義的流弊，但我們須要知道墨子的宗教「以自苦為極」，因要「自苦」，故不得不反對一切美術。

　　第八，尚賢那時的貴族政治還不曾完全消滅。雖然有些奇才傑士，從下等社會中跳上政治舞臺，但是大多數的權勢終在一般貴族世卿手裡，就是儒家論政，也脫不了「貴貴」「親親」的話頭。墨子主張兼愛，所以反對種種家族制度和貴族政治。他說：

　　今王公大人有一裳不能制也，必借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借良宰。……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姣好，則使之。（《尚賢中》）

　　所以他講政治，要「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尚賢中》）

　　第九，尚同墨子的宗教，以「天志」為起點，以「尚同」為終局。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

　　尚同的「尚」字，不是「尚賢」的尚字。尚同的尚字和「上下」的上字相通，是一個狀詞，不是動詞。「尚同」並不是推尚大同，乃是「取法乎上」的意思。墨子生在春秋時代之後，眼看諸國相征伐，不能統一。那王朝的周天子是沒有統一天下的希望的了。那時「齊晉楚越四分中國」，墨子是主張非攻的人，更不願四國之中那一國用兵力統一中國。所以他想要用「天」來統一天下。他說：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天下之亂，若禽獸然。

　　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為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劃分萬國，立諸侯國君。……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正長。

　　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孫說傍與訪通，是也。古音訪與傍同聲）。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尚同上》）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不下比」，這叫做「尚同」。要使鄉長「壹同鄉之義」；國君「壹同國之義」；天子「壹同天下之義」。但是這還不夠。為什麼呢？因為天子若成了至高無上的標準，又沒有限制，豈不成了專制政體。所以墨子說：

　　夫既上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災將猶未止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尚同中》。孫詒讓本脫「利除天下之」五字。）

　　所以我說「天志就是尚同，尚同就是天志」。天志尚同的宗旨，要使各種政治的組織之上，還有一個統一天下的「天」。所以我常說：墨教如果曾經做到歐洲中古的教會的地位，一定也會變成一種教會政體；墨家的「鉅子」，也會變成歐洲中古的「教王」（P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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