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治學方法(10)

治學方法(10)

　　不論團體研究也好，個人研究也好，做研究要得到好的成績，不外上面所說的三個條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夠隨時隨地擴張材料；三、能夠擴充研究時所用的工具。這是從事研究學問而具有成績的人所通有的經驗。

　　我在開始講「治學方法」第一講的時候，因為在一個廣場中，到的人數很多，沒有黑板，沒有粉筆，所以只能講一些淺顯的小說考證材料。有些人認為我所舉的例太不重要了。不過今天我還要和諸位說一說，我用來考證小說的方法，我覺得還算是經過改善的，是一種「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我可以引為自慰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說考證，也替中國文學史家與研究中國文學史的人擴充了無數的新材料。只拿找材料做標準來批評，我二十幾年來以科學的方法考證舊小說，也替中國文學史上擴充了無數的新證據。

　　我的第一個考證是《水滸傳》。大家都知道《水滸傳》是七十一回，從張天師開始到盧俊義做夢為止。但是我研究中國小說，覺得可以分為兩大類。像《紅樓夢》與《儒林外史》是第一類，是創造的小說。另一類是演變的小說；從小的故事慢慢經過很長時期演變擴大成為整部小說：像《水滸傳》《西遊記》《隋唐演義》《封神榜》等這一類故事都是。我研究《水滸傳》，發現是從《宣和遺事》這一本很小的小說經過很長的時期演變而來。在演變當中，《水滸傳》不但有七十一回的，還有一百回的、一百二十回的。我的推想是：到了金聖歎的時候，他以文學的眼光，認為這是太長了；他是一個劊子手，又有文學的天才，就拿起刀來把後面的割掉了，還造出了一個說法，說他得到了一個古本，是七十一回的。他並且說《水滸傳》是一部了不得的書，天下的文章沒有比《水滸》更好的。這是文學的革命，思想的革命；是文學史上大革命的宣言。他把《水滸》批得很好，又做了一篇假的序，因此，金聖歎的《水滸》，打倒一切的《水滸》。我這個說法，那時候大家都不肯相信。後來我將我的見解，寫成文章發表。發表以後，有日本方面做學問的朋友告訴我說：日本有一百回，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後來我在無意中又找到了一百十五回本，一百二十四回本和一百十九回本。台大的李玄伯先生也找到一百回本。因為我的研究《水滸傳》，總想得到新的材料，所以社會上注意到了，於是材料都出來了。這就是一種新材料的發現，也就是二十多年來因我的提倡考證而發現的新材料。

　　關於《紅樓夢》，也有同樣的情形。因為我提倡用新的觀點考證《紅樓夢》，結果我發現了兩種活字版本，是乾隆五十六年和五十七年的一百二十回本。有人以為這個一百二十回本是最古的版本，但也有人說《紅樓夢》最初只有八十回，後面的四十回是一個叫做高鶚的人加上去的。他也編造了一個故事說：是從賣糖的擔子中發現了古本。我因為對於這個解釋不能滿意，總想找新的材料證明是非，結果我發現了兩部沒有排印以前的抄本，就是現在印行出來的八十回本。

　　因為考證《紅樓夢》的關係，許多大家所不知道的抄本出現了。此外，還有許多關於曹雪芹一家的傳記材料。最後又發現脂硯齋的評本《紅樓夢》；雖然不完全，但的確是最早的本子——就是現在我自己研究中的一本。後來故宮博物院開放了，在康熙皇帝的一張抽屜裡，發現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大批秘密奏摺。這個奏摺證明當時曹家地位的重要。曹雪芹的曾祖、祖父、父親、叔父三代四個人繼續不斷在南京做江甯織造五十年，並且兼兩淮鹽運使。這是當時最肥的缺。為什麼皇帝把這個全國最肥的缺給他呢？因為他是皇帝的間諜，是政治特務；他替皇帝偵查江南地方的大臣，監視他們回家以後做些什麼事，並且把告老回家的宰相的生活情形，隨時報告皇帝。一個兩江總督或江蘇巡撫晉京朝聖，起程的頭一天，江蘇下雪或下雨：他把這個天氣的情形用最快的方法傳達給皇帝。等到那個總督或巡撫到京朝見時，皇帝就問他「你起程的頭一天江蘇是下雪嗎？」這個總督或巡撫聽到皇帝的這個問話，當然知道皇帝對於各地方的情形是很清楚的，因此就愈加謹慎做事了。

　　我所以舉《紅樓夢》的研究為例；是說明如果沒有這些新的材料，我們的考證就沒有成績。我研究這部書，因為所用的方法比較謹嚴，比較肯去上天下地，動手動腳找材料，所以找到一個最早的「脂硯齋抄本」——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和一個完全的八十回的抄本，以及無疑的最早的印本——活字本——，再加上曹家幾代的傳記材料。因為有這些新材料，所以我們的研究才能有點成績。但是亦因為研究，我們得以擴張材料；這一點是我們可以安慰自己的。

　　此外如《儒林外史》，是中國的第一部小說。這本書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吳敬梓做的。當我在研究時，還不知道作者吳敬梓是安徽全椒人。我為了考證他的人，要搜求關於他的材料。不到幾個月的工夫，就找到了吳敬梓詩文集、全集，後面還附有他兒子的詩。這厚厚的一本書，在書店中別人都不要的，我花一塊半錢就買到了。這當是一個海內孤本（我恐怕它失傳，所以重印了幾千冊）。就拿這種考證來講，方法與材料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材料，就沒有法子研究；而因為考證時能夠搜求材料，又可以增加了許多新材料。

　　我再用佛教史的研究說明擴張材料。我那年在英國大英博物院看敦煌卷子的時候，該院一位管理人告訴我說：有一位日本學者矢吹慶輝剛剛照了許多卷子的影片帶回去。後來矢吹慶輝做了一本書叫《三階教》。這是隋唐之間佛教的一個新的研究；用的材料，一部分是敦煌的卷子，一部分是日本從唐朝得來的材料。

　　我搜求神會和尚的材料，在巴黎發現敦煌所藏的兩個卷子。我把它印出來以後，不到三年，日本有位石井實先生，買到了一個不很長的敦煌的卷子，也是與神會和尚有關的材料。這個卷子和我所發現的材料比較起來，他的前面一段比我發現的少，後面一段比我發現的多。這個卷子，他也印出來了。另外一位日本學者鈴木，也有一卷關於神會的卷子；這和我所發現的是一個東西，但是抄寫的不同，有多有少，可以互相補充。因為考證佛教史中禪宗這個小小的問題，增添了上面所說的許多材料。

　　日本的矢吹先生在倫敦博物院把敦煌所藏的卷子，照了許多影片帶回日本以後，日本學者在這些照片裡面發現了一件寶貝，就是上面講到的，南方韶州地方不認識字的和尚，禪宗第六祖慧能的語錄——《壇經》。這是從來沒有的孤本，世界上最寶貴的本子。這本《壇經》只有一萬一千言；在現在世面上流行的本子有二萬二千言。這本《壇經》的出現，證明現在流行的《壇經》有百分之五十是後來的一千多年中和尚們你增一條，我添一章的加進去的，是假的。這也是佛教史上一個重要的發現。總之，因為我考證中國佛教新的宗派在八世紀時變成中國正統的禪宗的歷史，我就發現了許多新的材料。

　　最後我感謝臺灣大學給我這個機會——講學。我很慚愧，因為沒有充分準備。我最後一句話，還是我開頭所說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在求證當中，自己應當自覺的批評自己的材料。材料不滿意，再找新證據。這樣，才能有新的材料發現；有新材料才可以使你研究有成績、有結果、有進步。所以我還是要提一提台大前任校長傅先生的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本文為1952年12月6日胡適在臺灣大學的演講，原載1952年12月7日臺北《中央日報》、《新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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