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治學方法(9)

治學方法(9)

　　所以傅先生在他這篇文章中的結論，認為中國歷史學、語言學之所以能夠在當年有光榮的歷史，正是因為當時的顧亭林、閻百詩等大師能夠開拓的用材料。後來所以衰歇倒楣，也正是因為題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擴充了，工具也不添新的了，所以倒楣下去。傅先生在那篇文章裡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提出了三條工作旨趣：

　　一、保持顧亭林、閻百詩的遺訓。要運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的處理實在的問題。因為解決問題而更發生新問題；因為新問題的解決更要求更多的材料。用材料來解決問題，運用舊的新的材料，客觀地處理實在的問題，要保持顧亭林、閻百詩等三百多年前的開拓精神。

　　二、始終就是擴張研究材料，充分的擴張研究材料。

　　三、擴充研究用的工具。

　　以上是傅先生在民國十七年——北伐還沒有完成，北伐軍事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已經提出的意見。他在這篇文章裡面還發表了一個很偉大的夢想。他說我們最注意的是求新的材料。所以他計劃要大規模的發掘新材料：

　　第一步，想沿京漢路，從安陽到易州這一帶去發掘。

　　第二步，從洛陽一帶去發掘；最後再看情形一步一步往西走，一直走到中亞西亞去。在傅先生那一篇並不很長的「工作旨趣」裡面，在北伐革命軍事還沒有完成的時候，他已經在那裡做這樣一個擴大材料的夢想。而在最近這二十年來，中央研究院在全國學術機關內，可以說充分做到了他所提出的三大旨趣。我雖是中央研究院的一份子，卻並不是在這裡做廣告。我們的確可以說，他那時所提出的工作旨趣，不但是全國，亦是全世界的學術界所應當驚異的。

　　我在民國十七年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方法與材料》，已收在《文存》第三集內，後來又收在《胡適文選》裡面。①我不必詳細的講它了。大意是說：材料可以幫助方法；材料的不夠，可以限制做學問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學問的結果與成績不同。在那篇文章裡面，有一個比較表，拿西曆1600年到1675年，七十五年間的這一段歷史，與東方的那段七十多年間的歷史相比較，指出中國和西方學者做學問的工作，因為所用材料的不同，成績也有絕大的不同。那時正是傅先生所謂顧亭林、閻百詩時代；在中國那時候做學問也走上了一條新的路，走上了科學方法的路。方法也嚴密了；站在證據上求證明。像昨天所說的顧亭林要證明

　　①編者注；即《治學的方法與材料》一文。

　　衣服的「服」字古音讀作「逼」，找了一百六十個證據。閻百詩為《書經》這部中國重要的經典，花了三十年的工夫，證明《書經》中所謂古文的那些篇都是假的。差不多偽古文裡面的每一句，他都找出它的來歷。這種科學的求證據的方法。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這種方法與西洋的科學方法，是同樣的了不得的。

　　但是在同一個時期，——在1600—1675年這一段時期，——西洋做學問的人是怎麼樣呢？在十七世紀初年，荷蘭有三個磨玻璃的工匠，他們玩弄磨好的鏡子，把兩片鏡片疊起來，無意中發明了望遠鏡。這個消息傳出去以後，意大利的一位了不得的科學家伽利略（Galilei），便利用這一個原理，自出心裁的製造成一個當時歐洲最完美的最好的望遠鏡。從這個望遠鏡中發現了天空中許多新的東西。同時在北方的天文學家，刻伯勒（Kepler）正在研究五大行星的運行軌道。他對於五大行星當中火星的軌道，老是計算不出來，但是收集了很多材料。後來刻伯勒就假設說，火星軌道不是平常的圓形的而是橢圓形的；不但有一個中心而且有兩個中心。這真是大膽的假設；後來證實這個假設是對的，成為著名的火星定律。當時刻伯勒在北方，伽利略在南方，開了一個新的天文學的紀元。伽利略死了二三十年以後，荷蘭有一位磨鏡工匠叫做李文厚（Lee uwenhoek），他用簡單的顯微鏡看毛細管中血液的運行和筋腱的纖維。他看見了血球、精蟲，以及細菌學（1675年），並且繪了下來。我們可以說，微菌學是萌芽於西曆1675年的。伽利略並且在物理學上開了新的紀元，規定了力學的幾個基本原理。

　　就在伽利略去世的那一年（西曆1642），一位絕大的天才科學家——牛頓（Newton）——在英國出世。他把刻伯勒與伽利略等人的發現，總結起來，做一個更大膽的假設，可以說是世界上有歷史以來最大膽的二、三個假設中的一個，就是所謂萬有引力的定律。整個宇宙所有這些大的星，小的星，以及圍繞著太陽的各行星（包括地球），所以能夠在空中，各循著一定的軌道運行，是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有萬有引力的緣故。在這七十五年中，英國還有兩位科學家我們必須提到的。一位是發明血液循環的哈維（Harvey），他的劃時代的小書是1628年出版的。一位是了不得的化學家波耳（Boyle），他的在思想史上有名的著作《懷疑的化學家》是1661年出版的。

　　西方學者的學問工作，由望遠鏡、顯微鏡的發明，產生了力學定律、化學定律，出了許多新的天文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理學家。新的宇宙出現了。但是我們中國在這個時代，在學者顧亭林、閻百詩的領導下做了些什麼呢？我們的材料是書本。顧亭林研究古韻，他的確是用新的方法，不過他所用的材料也還是書本。閻百詩研究古文《尚書》，也講一點道理，有時候也出去看看，但是大部分的材料都是書本。這三百多年來研究語言學、文字學所用的材料都是書本。可是西方同他們同時代的人，像刻伯勒、伽利略、牛頓、哈維、波耳，他們研究學問所用的材料就不僅是書本；他們用作研究材料的是自然界的東西。從前人所看不清楚的天河，他們能看清楚了；所看不見的衛星，他們能看見了；所看不出來的纖維組織，他們能看出來了。結果，他們奠定了三百年來新的科學的基礎，給人類開闢了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而我們這三百多年來在學問上，雖然有了了不起的學者顧亭林、閻百詩做引導，雖然可以說也有「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但是因為材料的不同，弄來弄去離不開書本，結果，只有兩部《皇清經解》做我們三百年來治學的成績。這個成績跟三百年來西方科學的成績比起來，相差真不可以道裡計。而這相差的原因，正可以說明傅先生的話：凡能夠擴充材料，用新材料的就進步；凡是不能擴充新的材料，只能研究舊的，間接的材料的就退步。我在那篇文章裡面有一張表，可以使我們從這七十五年很短的時間中，看出材料不但是可以限制了方法的使用，而且可以規定了研究的成績如何。所以我那篇文章後面也有一個和傅先生相類似的意見，就是說：就紙上的考證學，也得要跳過紙上的材料——老的材料，去找新的材料，才可以創造出有價值的成績。我那篇文章雖然沒有他那一種遠大的大規模的計劃，但是也可以做為他那篇歷史上很重要的宣言的小小注腳。我們的結論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地方是我始終沒有他那樣大規模的夢想：做學問的團體研究，集團研究（Corporate Research）。培根在三百多年前曾有過這種夢想——找許多人來分工合作，大規模的發現新的真理，新的意思，新的原則，新的原理；在西洋各國已經逐漸實現了。中國方面，丁文江先生在北平創立了中國地質調查所，可以說是在北方的一個最重要的學術研究團體，為團體研究，以收集新材料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土。在民國十七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尤其是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成立，在中國的語言學、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各方面，充分的使用了傅先生的遠大的見識，搜羅了全國第一流的研究人才，專家學者，實地去調查、去發掘。例如，安陽的十五次發掘，及其他八省五十五處的發掘，和全國各地語言語音的調查，這些工作，都是為擴充新的材料。除了地質調查所以外，歷史語言研究所可以說是我們規模最大成績最好的學術研究團體。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文史的學問，到了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以後才走上了完全現代化、完全科學化的大路，這是培根在三百年前所夢想的團體研究的一個大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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