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考證學方法之來歷

考證學方法之來歷

　　我覺得很抱歉，輔仁大學的很多朋友幾次要我來說幾句話，可是一年以來，在外面跑了半年，很少時間，直到今天，才得和諸位見面，今天是應輔仁大學國文系之約來的，想到的「考證學方法之來歷」這個題目，是和國文系有關係的，而與別的同學也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因為近幾年來，研究考證學方法之來歷的漸漸多了，而中國近三百年的學問和思想，很受考證學的影響。

　　考一物，立一說，究一字，全要有證據，就是考證，也可以說是證據，必須有證據，然後才可以相信。

　　近三百年始有科學的，精密的，細緻的考察，必有所原，許多人以為是十七世紀西洋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帶到中國來的，如梁任公先生就是這樣主張著。

　　在一千六百年左右，利瑪竇來到中國，繼之若干年，經明至清朝康熙雍正年間，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到中國來，他們的人格學問，全是很感動人的，並且介紹了西方的算學，天文學等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的西洋科學，恐怕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受到他們的影響。

　　中國考證學家，清代考據學開山祖師顧亭林和閻若璩，全生於利瑪竇來華之後，顧亭林生於1613年，閻生於1636年，利瑪竇則是1581或1582年來華的，顧亭林考證古音，他的方法極其精密，例如「服」字，古音不讀「服」音，而讀「逼」音，他為了考證這一字，立這一說，舉出一百六十二個證據來證實，在他的著書裡，立一說，必要證據，許多字的考證都是這樣，閻若璩考證《古文尚書》，也是這樣，《尚書》有兩種，西漢時候的《今文尚書》，有二十八篇，到了晉代，又出了一種《古文尚書》，有五十三篇，於前一種的二十八篇之外，又增加了二十五篇，文字好，易瞭解，談政治，道德，很有點哲學昧，內容豐富，因為它是用古文字寫的，所以稱做《古文尚書》，當時有人不相信，漸漸的也就相信了，至唐代以後，《古文尚書》成為正統，沒有疑心它是假的了，到了清代，閻若璩著書《尚書古文疏證》，把假的那些篇，一篇一句，都考出它的娘家，打倒了《古文尚書》。

　　清代的學術，是訓詁，考據和音韻，顧亭林考證音韻研究訓詁，閻若璩考證古書真偽，他們兩人，全是十七世紀的人，在利瑪竇來華以後，這樣看來，豈不是西洋的科學影響了中國的考證學了嗎。

　　另一個證據，西洋學者帶來了算學，天文等，曾經轟動一時，那時候，自己知道中國曆法不夠用，常常發生錯誤，推算日蝕和月蝕也不準確，當時的天文學有三派，一派是政府的欽天監，一派是回教的回回曆，一派是中國私人魏氏曆法，西洋於十六世紀後改用新曆，是最新，最高，最進步的了，帶到中國之後，又有了這個第四派，中國政府不能評定那一種曆法準確，就想了一個法子，每一種都給他一個觀象臺，讓他們測算日蝕，從何年何日何時開始，至何時退蝕，來考究他們，因為曆法和日常生活很有關係，全中國都注意這一回事，二十年的長時間考證的結果，處處是西洋方法占勝利，並且，因為日蝕推算，如果陰雨，就不能看出來了，所以同時測算四川成部，陝西西安，山東濟南和北京四個地方，清政府派人到四個地方視察報告，當然不會四個地方都趕上陰雨，結果，別幾種都差得很遠，而耶穌會教士的新科學方法占了勝利，明代崇禎末年，政府頒佈了使用新法，而這一年，明朝就亡了，清代繼續採用，直到1912年，民國改元之後，用了新曆，而方法還是一樣的，清代的考據家，沒有不曾研究過算學的，如戴東原，就是一位算學家，有清一代的考證學，就是在西洋算學影響之下，算學方法，就是要有證據。

　　我個人是懷疑這種說法的，對於當時的西洋學者的人格，學問，我都很欽佩，他們也留下深刻的影響，前讀中國的徐光啟的三卷信劄，更增加了欽佩之意，中國許多革新人物，全受過他們的影響，但是，要說考證學的方法，是由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帶來的，到今日為止，還沒有充分的考據，前面說過的證明，還不能承認，今天所講的，就是要特別提出個人的見解，以就正大家，請對於我們懷疑的，加以懷疑，或者更有新的收穫。

　　前面所說的影響，很少可以承認的，顧亭林就不是算學家，閻若璩也是到了晚年算《春秋》，《左傳》，《漢書》中的紀年和日蝕，因為那與曆法有關係，才開始學算學的，所以不能受它的影響，而且是已經做了考證學家才學算學的，如王念孫也不是算學家，至少，不是受他的影響，我們只能承認算學影響曆法，影響思想，而和考據學沒有關係，在西洋，天文學，算學，物理學全很早就發達了，而西洋的歷史，文學的考據，到十九世紀才發達，假如天文學，算學等能夠影響考據，一定會很早就產生了，而西洋竟是很晚的，所以它並不能影響人懷疑和找證據，至於宗教家所提倡的是使人信，不是使人懷疑。

　　以時代關係來證明，是錯誤的，清代兩考證學大師，顧亭林有他的來歷與師承，閻若璩亦有他的來歷與師承。

　　在音韻方面，顧亭林的方法是立一說，證一字，必要有證據，證據有兩種，本證和旁證，如同證詩經字韻的古音，從《詩經》找證據，曰本證，從《老子》，《易經》，《淮南子》，《管子》，《楚辭》等書裡的方韻來證《詩經》，曰旁證，這種方法，在顧之前，有福建人陳第，作過一本《毛詩古音考》，就用了這種方法，是顧亭林的本師，《毛詩古音考》著於1604年，出版於1606年，利瑪竇雖已來華，而北來第一次是1596年，第二次是1602年，短時期內受到影響，是不可能的，顧得自陳，毫無問題，而在陳第之前，還有崔就，在1580年就考證過《毛詩》古音，再推上去，可到宋代，十二世紀，朱熹就是一位考證家。

　　再一個證據就是，閻若璩考據《尚書》，他的先師也來歷明白，梅，生死年月不可考了，他是1513年的舉人，他作過一部《古文尚書考義》，用的方法和閻的一樣，一一找出偽造的娘家，那個時候，還沒有利瑪竇，百年之後，書籍與方法更完備了，在梅之前，可以推上去到元代，吳澄，他死於1333年，已經把《尚書》今文和古文的分開，述其真假，更可上推至宋代的朱熹，吳棫，他們已經疑惑《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的不同，到了吳棫，就不客氣的一一指出了假造各篇的來歷，是東抄西借，雜綴而成的，北宋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亦曾懷疑而研究之，在唐朝韓愈和柳宗元的文章中，亦提出考證，《論語》一書，經柳宗元的考證，知道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所記，那是以常識作證據的。

　　總之，這種考證方法，不用來自西洋，實系地道的國貨，三百年來的考證學，可以追溯至宋，說是西洋天主教耶穌會教士的影響，不能相信，我的說法是由宋漸漸的演變進步，到了十六七世紀，有了天才出現，學問發達，書籍便利，考證學就特別發達了，它的來歷可以推到十二世紀。

　　現在時間還有一點，讓我說一點別的。

　　考證的方法是立一說，必有證據，為什麼到了宋代朱熹時候才發達呢，這是很值研究的，這也是一種考據，方才說過，考證學不來自西洋，是國貨，可是它是怎樣來的呢。

　　中國歷史經過長的黑暗時期，學問很亂，沒有創造，沒有精密的方法，漢代是做古書的注解，唐代是做注解的注解，文學方面有天才，學術方面則沒有，並且，這種方法在古代是不易的，那時候沒有刻版書，須一一抄寫，書籍是一卷一卷的，有的長至四五十尺，讀後忘前，沒有法子校勘，寫本又常各不相同，沒有一定的標準本，唐代有了刻版書，到了宋代才發達，如同書經，有國子監的官版本，有標準本後才能夠校勘其他的刻本和抄本，這必須書籍方便才可以，毫無問題。

　　十一世紀，北宋後期，程頤、程灝提出格物致知來，一部一千七百五十字的《大學》，是有很大的關係的書，幾百年來，受著它的約束，程氏兄弟發現了一千七百五十字裡有五個字最重要，就是「致知在格物」，《大學》中，每一句話都有說明，惟獨這五個字沒有，什麼是格物，沒有人知道，當時有五六十種「格物說」，有解「格」為一個一個的格子的，有解「格」為「格鬥」的，程氏兄弟提出重要的解釋，格是到的意思，格物就是到物，所以說「格物即物，而窮其理」，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今天格一事，明天格一事，然後才可以致知，至於物的範圍，由一身之中至天地之高大，萬物之所以然，均在其內，這是當時的「格物說」，有了中國的科學理想與目標，而沒有科學方法，無從著手，中國從來的學術是（一）人事的，沒有物理與自然的解釋，（二）文字上的解釋，而無物據，所以有理想，不能有所發展，如王陽明和一個姓錢的研究格物，對著一棵竹子坐了三天，毫無所獲，王陽明自己對坐了七天，也是一樣，於是很幽默的說了，聖賢是做不成了，因為沒有那麼大的氣力來格物了，這個笑話可以證明當時有科學目標與理想而沒有方法，這完全不同於西洋，從埃及，希臘，就和自然界接觸，亞裡斯多德於研究論理之外，自己採集動植物的標本做解剖實驗，而孔夫子不過讀《詩》而知鳥名罷了，中國沒有這樣背景，僅能像王陽明對竹而坐了。

　　程子，朱子感到這種格物辦不通，就縮小了物的範圍，由無所不包小到三件事：（一）讀書窮理，（二）上論古人，（三）對人接物，朱子以後，就丟棄了大規模的格物而縮小，讀書窮理也僅是讀古經書了，所以士大夫就拿格物方法來研究古書了。

　　至於程朱格物的背景，我想，那時候沒有自然科學，大概是由於科舉時代，於做文章之外，還須研究「判」，考試的時候，拿幾種案件，甲如何，乙如何，丙又如何，由士子判斷是非，這樣，必須多少有法律的訓練，程明〔道〕送行狀中記載著，他做縣尉的時候，有聽訴的訓練，有今日的法官，律師，偵探的天才，從刑名之學得到找證據的方法，考，據，證，例，比等等全為法律上的名詞，這方面的訓練，在朱熹亦是有的。

　　朱熹亦是一個考據家，他三十歲的時候，校勘了一冊語錄，用三種抄本和一種刻本，他發現了刻本中多了百餘條，其中五十多條是假的，就刪去了，他到三十八歲的時候，找到了證據，就寫了一篇跋，說明他的刪掉的理由，他的著書也極審慎，他主張研究古書須學法家的深刻，才能窮究得進，他自己說，他的長處沒有別的，就是肯用功，考證也是用法律方法，研究了一件，再研究了一件，不曾精細研究一本書，而牽引了許多別的，是一件錯誤。

　　他還有許多故事，可以證明他是受了律法的影響，做福建通安縣主簿，知漳州，處理案件，是和考證一樣的。

　　簡括起來說，中國古代沒有自然科學的環境，士大夫與外邊無由接近，幸有刑名之學，與法律接近，科舉時考「判」，做官時判案，尤須人證物證，拿此種判案方法應用在判別古書真偽，舊說是非，加以格物致知之哲學影響，而為三百年來考證學之來歷，故純為國貨考證學，不會來自西洋的，將來有研究天主教耶穌會教士東來的歷史專家提出新證據，我當再來輔仁大學取消我今天的話。

　　天主教研究神學，有一很好的習慣，就是凡立一新說，必推一反對論者與之駁辯，此反對論者稱做「魔鬼的辯護師」，今天，我就做了一次「魔鬼的辯護師」。

　　（本文為1934年1月11日胡適在輔仁大學的演講，路絮筆記，原載1934年1月12、13日《華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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