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治學方法(8)

治學方法(8)

　　禪宗的歷史是怎麼樣起來的呢？唐朝初年，在廣東的韶州（現在的韶關），有一個不認識字的和尚名叫慧能。這個和尚在南方提倡一種新的佛教教義，但是因為這個和尚不大認識字，他也沒有到外邊去傳教，就死在韶洲州，所以還是一個地方性的新的佛教運動。但是慧能有一個徒弟，就是上面所講的那個神會和尚。神會在他死後，就從廣東出發北伐——新佛教運動的北伐，一直跑到河南的滑台。他在滑台大雲寺的大庭廣眾中，指責當時在長安京城裡面受帝王崇拜的幾個大師都是假的。他說：「他們代表一種假的宗派。只有我那個老師，在廣東韶州的不認識字的老師慧能，才是真正得到嫡派密傳的。」慧能是一個獦獠——南方的一個民族。他說：「從前印度的達摩到中國來，他開了一個新的宗派，有一件袈裟以為法信。這件袈裟自第一祖達摩傳給第二祖，第二祖傳給第三祖，第三祖傳給第四祖，第四祖傳給第五祖，都以袈裟為證。到了第五祖，宗派展開了，徒弟也多了，我的老師，那個不認識字的獦獠和尚，本是在第五祖的廚房裡舂米的。但是第五祖覺得他懂得教義了，所以在半夜裡把慧能叫去，把法的秘密傳給他，同時把傳法的袈裟給他作為記號。後來他就偷偷出去到南方傳佈教義。所以我的老師才是真正嫡派的佛教的領袖第六祖。他已經死了。我知道他半夜三更接受袈裟的故事。現在的所謂『兩京法祖三帝國師』（兩京就是東京洛陽，西京長安；三帝就是武則天和中宗、睿宗），在朝廷受崇拜的那些和尚，都是假的。他們沒有得到袈裟，沒有得到秘密；都是冒牌的宗派。」神會這種講演，很富有神秘性，聽的人很多。起初在滑台，後來有他有勢力的朋友把他弄到東京洛陽；他還是指當時皇帝所崇拜的和尚是假的，是冒牌的。因為他說話時，年紀也大了，口才又好，去聽的人比今天還多。但是皇帝崇拜的那些和尚生氣了，又因為神會說的故事的確動人，也感覺到可怕，於是就說這個和尚妖言惑眾，謀為不軌，奏准皇帝，把神會流放充軍。從東京洛陽一直流放到湖北。三年當中，換了三處地方，過著被貶逐的生活。但是在第三年的時候，安祿山造反，把兩京都拿下了；唐明皇跑到四川。這時候由皇帝的一個太子在陝西甘肅的邊界靈武，組織一個臨時政府，指揮軍隊，準備平定亂事。那時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籌款解決財政問題。有這麼多的軍隊，而兩京又都失陷，到那裡去籌款呢？於是那時候的財政部長就想出一個方法，發鈔票——這個鈔票，不是現在我們用的這種鈔票，而是和尚尼姑必須得的度牒。《水滸傳》中，魯智深殺了人，逃到趙員外家裡；趙員外就為他買了度牒，讓他做和尚。也就是這種度牒。——但是這個度牒，一定要有人宣傳，才可以傾銷。必須舉行一個會，由很能感動人的和尚去說法，感動了許多有錢的人，這種新公債才有銷路。就在那時候，被放逐三年的神會和尚跑了回來；而那些曾受皇帝崇拜的和尚們都已跑走，投降了，靠攏了。神會和尚以八十歲的高齡回來，說：「我來為國報效，替政府推銷新的度牒。」據我那時候找到的材料的記載，這個神會和尚講道的時候，有錢的人紛紛出錢，許多女人們甚至把耳環戒指都拿下來丟給他；沒有錢的就願意做和尚、做尼姑。於是這個推銷政府新證券的辦法大為成功。對於郭子儀、李光弼收復兩京的軍事，神會和尚籌款的力量是一個大幫助。當初被政府放逐的人，現在變成了擁護政府幫忙立功的大和尚。禍亂平定後，皇帝就把他請到宮裡去，叫工部趕快給神會和尚建造禪寺。神會死時，已九十多歲，替政府宣傳時，已將近九十歲了。神會和尚不但代表新佛教北伐，做了北伐總司令，而且做了政府裡面的公債推銷委員會的主席。他成功身死以後，當時的皇帝就承認他為禪宗第七祖。當然他的老師那個南方不認識字的獦獠和尚是第六祖了。那時候我得到的材料是如此。

　　神會雖然有這一段奮鬥的歷史，但在過了一二百年以後，他這一派並沒有多少人。別的冒牌的人又都起來，個個都說是慧能的嫡派。神會的真真嫡派，在歷史上沒有材料了。所以當我在民國十五年到歐洲去的時候的副作用，就是要去找沒有經過北宋人塗改過的真正的佛教史料。因為我過去搜集這些材料時，就知道有一部分材料在日本，另一部分也許還在敦煌石室裡面保存。為什麼呢？方才講過，敦煌的卷子，是從五世紀起到十一世紀的東西。這六百多年恰巧包括我要找的時期，且在北宋人塗改史料以前；而石室裡的材料，又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佛教材料。所以我要到倫敦、巴黎去，要找新的關於佛教的史料，要找神會和尚有沒有留了什麼東西在敦煌石室書庫裡面。這就是我方才說的副作用。到了英國，先看看大英博物院，頭一天一進門就看見一個正在展覽的長卷子，就是我要找的有關材料。後來又繼續找了不少。我到法國的時候，傅斯年先生聽說我在巴黎，也從德國柏林趕來。我們兩個人同住在一個地方，白天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看敦煌的卷子，晚上到中國館子吃飯，夜間每每談到一兩點鐘。現在回憶起當時一段生活，實在是很值得紀念的。在巴黎國家圖書館不到三天，就看見了一段沒有標題的卷子。我一看，知道我要的材料找到了；那就是神會的語錄，他所說的話和所作的事。卷子裡面常提到「會」；雖然那還是沒有人知道過，我一看就知道是神會，我走了一萬多裡路，從西伯利亞到歐洲，要找禪宗的材料；到巴黎不到三天就找到了。過了幾天，又發現較短的卷子，毫無疑義的又是神會有關的。後來我回到英國，住了較長的時期，又發現一個與神會有關的卷子。此外還有與那時候的禪宗有關係的許多材料。我都照了像帶回國來。四年之後，我在上海把它整理出版，題為《神會和尚遺集》。我又為神會和尚寫了一萬多字的傳記。這就是中國禪宗北伐的領袖神會和尚的了不得的材料。我在巴黎發現這些材料的時候，傅先生很高興。

　　我所以舉上面這個例子，目的是在說明材料的重要。以後我還要講一點同類的故事——加添新材料的故事。我們用敦煌石室的史料來重新撰寫了禪宗的歷史，可以說是考據禪宗最重要的一段。這也是世界所公認的。現在有法國的哲學家把我發現後印出來的書全部譯成法文，又拿巴黎的原本與我編的校看一次。美國也有人專研究這一個題目，並且也預備把這些材料譯成英文。因為這些材料至少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是新的材料，可以糾正過去的錯誤，而使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人得一個新的認識。

　　就在那一年冬天，傅孟真先生從德國回到中國；回國不久，就往廣東擔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並辦了一個小規模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後來又應蔡孑民先生之邀，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不久，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因為我們平常都是找材料的人，所以他那篇文章特別注重材料的重要。這裡面有幾點是在他死後他的朋友們所常常引用的。他講到中國三百多年的歷史學、語言學的考據，與古韻古音的考據，從顧亭林、閻百詩這兩個開山大師起，一直到十九世紀末年，二十世紀初年。在這三百多年當中，既然已經有人替我們開了一個新紀元，為什麼到現在還這樣倒楣呢？傅先生對於這個問題，提出了三個最精闢的解答：

　　一、凡是能直接研究材料的就進步；凡是不能直接研究材料，只能間接研究材料的，或是研究前人所研究的材料或只能研究前人所創造的材料系統的就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夠擴充或擴張他的研究材料的便進步；凡不能擴張他的材料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夠擴充他作研究時所應用的工具的便進步；凡不能擴充他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便退步（在這裡，工具也視為材料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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