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治學方法(7)

治學方法(7)

　　第三講方法與材料

　　錢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在三百多年以前，英國有一位哲學家叫做培根（Francis Bacon）。他可以說是鼓收方法論革命的人。他有一個很有趣的譬喻；他將做學問的人運用材料比做三種動物。第一種人好比蜘蛛。他的材料不是從外面找來，而是從肚裡面吐出來的。他用他自己無窮無盡的絲做成很多很好看的蜘蛛網。這種人叫做蜘蛛式的做學問的人。第二種人好比螞蟻。他也找材料，但是找得了材料不會用，而堆積起來；好比螞蟻遇到什麼東西就背回洞裡藏起來過冬，但是他不能夠自己用這種材料做一番製造的工夫。這種做學問的人叫做螞蟻式的學問家。第三種人可寶貴了，他們好比蜜蜂。蜜蜂飛出去到有花的地方，採取百花的精華；采了回來，自己又加上一番製造的工夫，成了蜜糖。培根說，這是做學問人的最好的模範——蜜蜂式的學問家。我覺得這個意思，很可以作為我今天講「方法與材料」的說明。

　　在民國十七年（西曆1928年），台大前任校長傅斯年先生同我兩個人在同一年差不多同時發表了兩篇文章。他那時候並沒有看見我的文章，我也沒有看見他的文章。事後大家看見了，都很感覺興趣，因為都是同樣的注重在方法與材料的關係，傅先生那篇文章題目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我那篇文章題目是《治學的方法與材料》，那是特別提倡擴大研究的材料的範圍，尋求書本以外的新材料的。

　　民國十五年，我第一次到歐洲，是為了去參加英國對庚子賠款問題的一個會議。不過那時候我還有一個副作用（我自己認為是主要的作用），就是我要去看看倫敦、巴黎兩處所藏的史坦因（Stein）伯希和（Pelliot）兩位先生在中國甘肅省敦煌所偷去的敦煌石室材料。諸位想都聽見過敦煌材料的故事；那是最近五十多年來新材料發現的一個大的來源。

　　在敦煌有一個地方叫千佛洞，是許多山洞。在這些山洞裡面造成了許多廟，可以說是中古時期的廟。其中有一個廟裡面有一個藏書樓——書庫，原來是藏佛經的書庫，就是後來報上常提起的「敦煌石室」。在這個書庫裡面藏有許多卷子——從前沒有現在這樣的書冊，所有的書都是卷子。每一軸卷子都是把許多張紙用一種很妙的粘法連起來的。很妙的粘法！經過一千多年都不脫節，不腐蝕。這裡面大概有一萬多中國中古時代所寫的卷子。有許多卷子曾由當時抄寫的人寫下了年月。照所記的年代看起來，早晚相去約為六百年的長時期。我們可以說石室裡面所藏的都是由五世紀初到十一世紀時的寶貝。這裡面除了中國文字的經以外，還有一些少數的外國文字的材料。敦煌是在沙漠地帶，從前叫做沙洲，地方乾燥，所以紙寫的材料在書庫裡面經過了一千多年沒有損壞。但是怎樣能保存這麼久沒有被人偷去搶去呢？大概到了十一世紀的時候，敦煌有一個變亂，敦煌千佛洞的和尚都逃了。在逃走之前，把石室書庫外面的門封起來。並且在上面畫了一層壁畫，所以不留心的人不知道壁畫裡面是門，門裡面有書庫，書庫裡面有一萬多卷的寶貝。變亂經過很長的時期。平靜了以後，千佛洞的和尚死的死了，老的老了，把書庫這件事也忘了。這樣便經過一個從十一世紀到十九世紀末年的長時期。到清末光緒庚子年，那時候中國的佛教已經衰敗，敦煌千佛洞裡面和尚沒有了，住上了一個老道。叫王老道。有一天他要重整廟宇，到處打掃打掃；掃到石室前面，看到壁畫後面好像有一個門；他就把門敲開，發現裡面是一大堆佛經。這一個王老道是沒有知識的，發現了這一大堆佛經後，就告訴人說那是可以治病的。頭痛的病人向他求醫，他就把佛經撕下一些來燒了灰，給病人吞下，說是可以治頭痛。王老道因此倒發了一筆小財。到了西曆1907年，英國探險家史坦因在印度組織了一個中亞細亞探險隊，路過甘肅，聽到了古經治病的傳說，他就跑到千佛洞與王老道嘀咕嘀咕勾搭上了。只花了七十兩銀子，向王老道裝了一大車的寶貝材料回到英國去。這一部分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內存著。史坦因不懂得中國文字，所以他沒有挑選，只裝了一大車走了。到了第二年——西曆1908年——，法國漢學家，一個了不得的東方學家，伯希和，他聽說這回事，就到了中國，跑到王老道那裡，也和王老道嘀咕嘀咕，沒有記載說他花了多少錢，不過王老道很佩服他能夠看得懂佛經上的中外文字，於是就讓他拿。但是伯希和算盤很精，他要挑選；王老道就讓他挑。所以他搬去的東西雖然少一點，但是還是最精萃的。伯希和挑了一些有年月材料以及一些外文的材料，和許多不認識的梵文的經典，後來就從這些東西裡面，發現很重要的中文以外的中亞細亞的文字。這一部分東西，現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這是第二部分。伯希和很天真，他從甘肅路過北京時，把在敦煌所得材料，向中國學者請教。中國的學者知道這件事，就報告政府。那時候的學部——教育部的前身——，並沒有禁止，任伯希和把他所得材料運往法國了。只是打電報給甘肅，叫他們把所有石室裡剩餘的經卷都運到北京。那些卷子有的長達幾丈，有的又很短。到這時候，大家都知道石室的古經是寶貝了。於是在路上以及起裝之前，或起裝當中，大家偷的偷，夾帶的夾帶。有時候點過了多少件，就有人將長的剪開湊數。於是這些寶貝又短了不少。運到北京後，先藏在京師圖書館。後來改藏在北平圖書館。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就是散在民間的。有的藏在中國學者手裡，有的在中國的各處圖書館中，有的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有的流落到日本人手中。這是第四部分。在一萬多卷古經卷裡面，只有一本是刻本的書，是一本《金剛經》，是在第一批被史坦因運到英國去了。那上面注有年代，是唐懿宗年間（西曆868年）。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日子可以確定的刻本書。此外都是卷子，大概在倫敦有五千多卷，在巴黎有三千多卷，在北平的有六千多卷，散在中國與日本民間收藏家手中的不到一百卷。

　　那時候（民國十五年）我正在研究中國佛教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研究到唐朝禪宗的時候，想寫一部禪宗史。動手寫不到一些時候，就感覺到這部書寫不下去，就是因為材料的問題。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在中國所能夠找到的材料，尤其是在十一世紀以後的，都是經過宋人竄改過的。在十一世紀以前，十世紀末葉的《宋高僧傳》裡面，偶然有幾句話提到那個時代唐朝禪宗開始的幾個大師的歷史，與後來的歷史有不同的地方。這個材料所記載的禪宗歷史中，有一個最重要的和尚叫做神會。照我那時候所找到的材料的記載，這個神會和尚特別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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