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治學方法(6)

治學方法(6)

　　剛才我說的英國大科學家洛奇先生，在實驗室是嚴格的，出了實驗室就不嚴格了。大科學家尚且如此！所以我們要注意，時時刻刻保持這種良好的習慣。

　　科學方法是怎麼得來的呢？一個人有好的天資、好的家庭、好的學校、好的先生，在極好的環境當中，就可以養成了某種好的治學的習慣，也可以說是養成了好的做人的習慣。

　　比方明朝萬曆年間福建陳第先生，用科學方法研究中國的古音，證明衣服的「服」字古音讀「逼」。他從古書裡面，舉出二十個證據來證明。過了幾十年，江蘇昆山的一個大思想家，也是大考據家，顧亭林先生，也作同樣的考證；他舉出一六二個證據來證明「服」字古音「逼」。那個時候，並沒有歸納法、演繹法，但是他們從小養成了某種做學問的好習慣。所以，我們要養成方法的自覺，最好是如臨師保，如臨父母，假設對方有律師在打擊我，否認我所提出的一切證據。這樣就能養成良好的習慣。

　　宋人筆記中記一個少年的進士問同鄉老前輩；「做官有什麼秘訣？」那個老前輩是個參政（副宰相），約略等於現在行政院的副院長，回答道：「做官要勤、謹、和、緩。」後人稱為「做官四字訣」。我在小孩子的時候，就聽到這個故事；當時沒有注意。從前我們講治學方法，講歸納法、演繹法；後來年紀老一點了，才曉得做學問有成績沒有，並不在於讀了「邏輯學」沒有，而在於有沒有養成「勤、謹、和、緩」的良好習慣。這四個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訣，也是良好的治學習慣。現在我把這四個字分別說明，作為今天講演的結論。

　　第一，勤。勤是不躲懶，不偷懶。我上次在台大講演，提到台大前校長傅斯年先生兩句口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那就是勤。顧亭林先生的證明「服」字古音是「逼」，找出一六二個證據，也是勤。我花了幾年的功夫來考據《醒世姻緣》的作者；又為「審判」《水經注》的案子，上天下地去找材料。花了五年多的功夫：這都是不敢躲懶的意思。

　　第二，謹。謹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濫汙。謹也可以說是恭敬的「敬」。夫子說「執事敬」，就是教人做一件事要鄭重的去做，不可以苟且，他又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都是敬事的意思。一點一滴都不苟且，一字一筆都不放過，就是謹。謹，就是「小心求證」的「小心」兩個字。

　　剛才我引了赫胥黎的兩句話：「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就是嘴裡說出，心裡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判斷某人做賊，某人賣國，要以神聖的態度作出來；嘴裡說這句話，心裡覺得「相信是真的」。這真是要用孔夫子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的態度的。所以，謹就是把事情看得嚴重，神聖；就是謹慎。

　　第二，和。和是虛心，不武斷，不固執成見，不動火氣。做考據，尤其是用證據來判斷古今事實的真偽、有無、是非，不能動火氣。不但不正當的火氣不能動，就是正義的火氣也動不得。做學問要和平、虛心，動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赫胥黎說；「科學好像教訓我們：你最好站在事實的面前，像一個小孩子一樣；要願意拋棄一切先入的成見，要謙虛的跟著事實走，不管它帶你到什麼危險的境地去。」這就是和。

　　第四，緩。宋人筆記：當那位參政提出「緩」字的時候，那些性急的人就抗議說緩要不得；不能緩。緩，是很要緊的。就是叫你不著急，不要輕易發表，不要輕易下結論；就是說「涼涼去吧！擱一擱、歇一歇吧！」凡是證據不充分或不滿意的時候，姑且懸而不斷；懸一年兩年都可以。懸並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找到更好的證據的時候，再來審判這個案子。這是最重要的一點。許多問題，在證據不充分的時候，絕對不可以下判斷。達爾文有了生物進化的假設以後，搜集證據，反復實驗，花了二十年的功夫，還以為自己的結論沒有到了完善的地步，而不肯發表。他同朋友通信，曾討論到生物的演化是從微細的變異積聚起來的，但是總不肯正式發表。後來到了1858年，另外一位科學家華立氏（Wallace）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寫了一篇文章寄給達爾文；要達爾文代為提出。達爾文不願自己搶先發表而減低華立氏發現的功績，遂把全盤事情交兩位朋友處理。後來這兩位朋友決定，把華立氏的文章以及達爾文在1857年寫給朋友的信和在1844年所作理論的撮要同時於1858年7月1日發表。達爾文這樣謙讓，固然是盛德，但最重要的是他給了我們一個「緩」的例子。他的生物進化論，因為自己覺得證據還沒有十分充足，從開始想到以後，經過二十年還不肯發表：這就是緩。我以為緩字很重要。如果不能緩，也就不肯謹，不肯勤，不肯和了。

　　我今天講的都是平談無奇的話。最重要的意思是：做學問要能夠養成「勤、謹、和、緩」的好習慣；有了好習慣，當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結果。

　　（本文為1952年12月5日胡適在臺灣大學的演講，原載1952年12月6日臺北《中央日報》、《新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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