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治學方法(5)

治學方法(5)

　　我寫了一篇關於這個案子的文章，登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刊物上。英美法系的證據法，凡是原告或檢察官提出來的證據，經過律師的辯論，法官的審判，證據不能成立的時候，就可以宣告被告無罪。照這個標準，我只要把原告提出來的證據駁倒，我的老鄉戴震先生就可以宣告無罪了，但是當我拿起筆來要寫中文的判決書，就感覺困難。我還得提出證據來證明戴震先生的確沒有偷人家的書，沒有做賊。到這個時候，我才感覺到英美法系的證據法的標準，同我們東方國家的標準不同。於是我不但要作考據，還得研究證據法。我請教了好幾位法官：中國證據法的原則是什麼？他們告訴我：中國證據法的原則只有四個字，就是「自由心證」。這樣一來，我證明原告的證據不能成立，還不夠，還得要做偵探，到處搜集證據；搜了五年，才證明我的老鄉的確沒有看見全祖望、趙一清的《水經注》。沒有機會看見這些書，當然不會偷了這些書，也就沒有做賊了。

　　我花了五年的工夫得著這個結論；我對於這個案件的判決書就寫出來了。這雖然不能當作專門學問看，至少也可以作為文史考證的方法。我所以要做這個工作，並不是專替老鄉打抱不平，替他做律師，做偵探。我上次說過，我借著小說的考證，來解說治學的方法。同樣的，我也是借《水經注》一百多年的糊塗官司，指出考證的方法。如果沒有自覺的批評、檢討、修正，那就很危險。根據五年研究《水經注》這件案子的經驗，我認為作文史考據的人，不但要時時刻刻批評人家的方法，還要批評自己的方法，不但要調查人家的證據，還得要調查自己的證據。五年的審判經驗，給了我一個教訓。為什麼這些有名的考證學者會有這麼大的錯誤呢？為什麼他們會冤枉一位死了多年的大學者呢？我的答案就是：這些做文史考據的人，沒有自覺的方法。剛才說過，自覺就是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討自己，自己修正自己，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文史科學，社會科學方面，我們不但要小心的求證，還得要批評證據。自然科學家就不會有這種毛病；因為他們在實驗室的方法就是一種自覺的方法。所謂實驗，就是用人工造出證據來證明一個學說、理論、思想、假設。比方天然界的水，不能自然的分成氫氣和氧氣。化學家在做實驗的時候，可以用人工把水分成氫氣和氧氣各為若干成分。天然界不存在的東西，看不見的現狀，科學家在實驗室裡面用人工使他們產生出來。以證明某種假設：這就是所謂實驗。文史科學，社會科學沒有法子創造證據。我們的證據全靠前人留下來的；留在什麼地方，我們就到什麼地方去找。不能說找不到便由自己創造一個證據出來。如果那樣，就是偽證，是不合法的。

　　我們既然不能像自然科學家一樣，用實驗的方法來創造證據，那麼，怎麼辦呢？除了考古學家還可以從地下發掘證據以外，一般文史考證，只好在這本書裡頭去發現一條、在那本書裡面去發現一條，來作為考證的證據。但是自己發現的證據，往往缺乏自己檢討自己的方法。怎麼樣才可以養成方法的自覺呢？今天我要提出一個答案；這個答案是我多年以來常常同朋友們談過，有時候也見諸文字的。中國的考證學，所謂文史方面的考證，是怎麼來的呢？我們的文史考證同西方不一樣。西方是先有了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方法已經應用了很久，並且已經演進到很嚴格的地步了，然後才把它應用到人文科學方面；所以他們所用的方法比較好些。我們的考證學已經發達了一千年，至少也有九百年，或者七百年的歷史了。從宋朝朱子（歿於西曆一千二百年）以來，我們就已經有了所謂窮理、格物、致知的學問，卻沒有自然科學的方法。人家西方是從自然科學開始；我們是從人文科學開始。我們從朱子考證《尚書》《詩經》等以來，就已經開了考證學的風氣；但是他們怎麼樣得到考據的方法呢？他們所用的考證、考據這些名詞，都是法律上的名詞。中國的考據學的方法，都是過去讀書人做了小官，在判決官司的時候得來的。在唐宋時代，一個中了進士的人，必須先放出去做縣尉等小官。他們的任務就是幫助知縣審判案子，以訓練判案的能力。於是，一般聰明的人，在做了親民的小官之後，就隨時誠誠懇懇的去審判人民的訴訟案件；久而久之，就從判案當中獲得了一種考證、考據的經驗。考證學就是這樣出來的。我們講到考證學，講到方法的自覺，我提議我們應參考現代國家法庭的證據法（Law of Evidence）。在西方證據法發達的國家，尤其是英美，他們的法庭中，都採用陪審制度，審案的時候，由十二個老百姓組成陪審團，聽取兩造律師的辯論。在陪審制度下，兩造律師都要提出證人證物；彼此有權駁斥對方的證人證物。駁來駁去，許多證人證物都因此不能成立，或者減少了作證的力量。同時因為要顧到駁斥的關係，許多假的，不正確的和不相干的證據，都不能提出來了。陪審員聽取兩造的辯駁之後，開會判斷誰有罪，誰無罪。然後法官根據陪審員的判斷來定罪。譬如你說某人偷了你的表，你一定要拿出證據來。假如你說因為昨天晚上某人打了他的老婆，所以證明他偷了你的表；這個證明就不能成立。因為打老婆與偷表並沒有關係。你要把這個證據提出來打官司，法官就不會讓你提出來。就是提出來也沒有力量。就算你修辭很好，講得天花亂墜，也是沒有用的。因為不相干的證據不算是證據。陪審制度容許兩造律師各駁斥對方的證據，所以才有今天這樣發達的證據法。

　　我們的考據學，原來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從審判訴訟案件的經驗中學來的一種證據法。我今天的提議，就是我們作文史考據的人，用考據學的方法，以證據來考訂過去的歷史的事實，以證據來批判一件事實的有無、是非、真假。我們考證的責任，應該同陪審員或者法官判決一個罪人一樣，有同等的嚴重性。我們要使得方法自覺，就應該運用證據法上允許兩造駁斥對方所提證據的方法，來作為我們養成方法自覺的一種訓練。如果我們關起門來做考據，判決這個人做賊，那個人是漢奸，是貪官污吏，完全用自己的判斷來決定天下古今的是非、真飾、有無；在我們的對面又沒有律師來駁斥我們：這樣子是不行的。我們要假定有一個律師在那裡，他隨時要駁斥我們的證據，批評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要是沒有一個律師在我們的面前，我們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覺，態度也往往不夠謹慎，所得的結論也就不夠正確了。所以，我們要養成自覺的習慣，必須樹立兩個自己審查自己的標準：

　　第一，我們要問自己：你提出的這個證人可靠嗎？他有做證人的資格嗎？你提出來的證物可靠嗎？這件證物是從那裡來的？這個標準是批評證據。

　　第二，我們還要問自己：你提出的這個證人或者證物是要證明本案的那一點？譬如你說這個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證據卻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這是不相干的證據，這不能證明他偷了你的表。像這種證據，須要趕出法庭之外去。

　　要做到方法的自覺，我覺得唯一的途徑，就是自己關起門來做考據的時候，就要如臨師保，如臨父母。我們至少要做到上面所提的兩個標準：一要審查自己的證據可靠不可靠；二要審查自己的證據與本案有沒有相干。還要假定對方有一個律師在那裡，隨時要駁斥或者推翻我們的證據。如果能夠做到這樣，也許可以養成我開始所講的那個態度，就是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這就是我的提議。

　　最後，我要簡單說一句話；要時時刻刻自己檢討自己，以養成做學問的良好習慣。台大的錢校長和許多研究自然科學，歷史科學的人可以替我證明：科學方法論的歸納法、演繹法，教你如何歸納、如何演繹，並不是養成實驗室的態度。實驗室的態度，是天天在那裡嚴格的自己檢討自己，創造證據來檢討自己；在某種環牆之下，逼得你不能不養成某種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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