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治學方法(4)

治學方法(4)

　　第二講方法的自覺

　　錢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上次我在台大講治學方法的引論，意思說我們須把科學的方法——尤其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應用到文史和社會科學方面。治學沒有什麼秘訣；有的話，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重證據。」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兩句話作為治學的方法，後來錢校長對我說：學理、工、農、醫的人應該注重在上一句話「大膽的假設」，因為他們都已比較的養成了一種小心求證的態度和習慣了；至於學文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人，應該特別注重下一句話「小心的求證」，因為他們沒有養成求證的習慣。錢校長以為這兩句話應該有一種輕重的區別：這個意思，我大體贊成。

　　今天我講治學方法第二講：方法的自覺。單說方法是不夠的；文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錯誤，往往由於方法的不自覺。方法的自覺，就是方法的批評；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討自己，發現自己的錯誤。糾正自己的錯誤。做科學實驗室工作的人，比較沒有危險，因為他隨時隨地都有實驗的結果可以糾正自己的錯誤。他假設在某種條件之下應該產生某種結果；如果某種條件具備而不產生某種結果，這就是假設的錯誤。他便毫不猶豫的檢討錯誤在什麼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隨時隨地的檢討自己，批評自己，修正自己，這就是自覺。

　　但我對錢校長說的話也有一點修正。做自然科學的人，做應用科學的人，學理、工、農、醫的人，雖然養成了科學實驗室的態度，但是他們也還是人，並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類通有的錯誤。他們穿上了實驗室的衣服，拿上了試驗管、天平、顯微鏡，做科學實驗的時候，的確是很嚴格的。但是出了實驗室，他們穿上了禮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換了一個態度；這個時候，他們就不一定能夠保持實驗室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態度。一個科學家穿上禮拜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以科學史上很有名的英國物理學家洛奇先生（Sir Oliver Lodge）為例。他在物理學上占很高的地位；當他討論到宗教信仰問題的時候，就完全把科學的一套丟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談到鬼的時候，就把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和方法完全擱開。他要同鬼說話、同鬼見面。他的方法不嚴格了，思想也放假了。

　　真正能夠在實驗室裡注重小心求證的方法，而出了實驗室還能夠把實驗室的態度應用到社會問題、人生問題、道德問題、宗教問題的——這種人很少。今天我特別要引一個人的話作我講演的材料：這人便是赫胥黎（T. H. Huxley）。他和達爾文二人，常常能夠保持實驗室的態度，嚴格的把這個方法與態度應用到人生問題和思想信仰上去。1860年，赫胥黎最愛的一個兒子死了，他有一個朋友，是英國社會上很有地位的文學家、社會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萊（Charles Kinsley）。他寫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這個機會說：「你在最悲痛的時候，應該想想人生的歸宿問題吧！應該想想人死了還有靈魂，靈魂是不朽的吧！你總希望你的兒子？不是這麼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時候，應該考慮考慮靈魂不朽的問題呵！」因為金司萊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臂黎也很誠懇的寫了一封長信答覆他。這信裡面有幾句話，值得我引來作講方法自覺的材料。他說：「靈魂不朽這個說法，我並不否認，也不承認，因為我找不出充分的證據來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學室裡的時候，我要相信別的學說，總得要有證據。假使你金司萊先生能夠給我充分的證據，同樣力量的證據，那麼，我也可以相信靈魂不朽這個說法。但是，我的年紀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就是口裡說出和心裡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認為說這一句話是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人生最大的報酬和最大的懲罰都跟著這個神聖的舉動而來的。」赫胥黎是解剖學專家。他又說：「假如我在實驗室做解剖、做生理學試驗的時候，遇到一個小小的困難，我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我對於解剖學或者生理學上小小的困難尚且如此；那麼，我對人生的歸宿問題，靈魂不朽問題，難道可以放棄我平常的立場和方法嗎？」我在好幾篇文章裡面常常引到這幾句話。今天摘出來作為說方法自覺的材料。赫胥黎從嘴裡說出，心裡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聖的一種舉動。無論是在科學上的小困難，或者是人生上的大問題，都得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這就是科學的態度，也就是做學問的基本態度。

　　在文史方面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還沒有能夠做到這樣嚴格。我們以美國今年的大選同四年前的大選來做說明。1948年美國大選有許多民意測驗研究所，單是波士頓一個地方就有七個民意測驗研究所。他們用社會科學家認為最科學的方法來測驗民意。他們說：杜魯門一定失敗，杜威一定成功。到了選舉的時候，杜魯門拿到總投票百分之五十點四，獲得了勝利。被社會科學家認為最科學、最精密的測驗方法，竟告不靈；弄得民意測驗研究所的人，大家面紅耳赤，簡直不敢見人，幾乎把方法的基礎都毀掉了。許多研究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統計學的朋友說，不要因為失敗，就否認方法；這並不是方法錯了，是用方法的人不小心，缺乏自覺的批評和自覺的檢討。今年美國大選，所有民意測驗機構都不敢預言誰能得勝了；除了我們平時不掛「民意測驗」「科學方法」招牌的人隨便談的時候還敢說「我相信艾森豪會得勝」外，連報紙專欄作家和社論專家都不敢預言，都說今年大選很不容易推測。結果，艾森豪獲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空前多數。為什麼他們的測驗含有這樣的錯誤呢？他們是向每一個區域，每一類有投票權的人徵詢意見，把所得到的結果發表出來，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贊成共和黨艾森豪，百分之四十七贊成民主黨史蒂文生，還有百分之四沒有意見，1948年的選舉，百分之五十點四便可以勝利——其實百分之五〇點一就夠了，百分之五〇點〇〇一也可以勝利。所以這百分之四沒有表示意見的人，關係很大。在投票之前，他們不表示意見，當投票的時候，就得表示意見了。到了這個時候，不說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響全域。沒有計算到這裡面的變化，就容易錯誤了。以社會科學最精密的統計方法，尚且有漏洞，那麼，在文史的科學上面，除了考古學用實物做證據以及很嚴格的歷史研究之外，普通沒有受過科學洗禮的人，沒有嚴格的自己批評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嚴格，用得太鬆懈了。

　　有一個我平常最不喜歡舉的例子，今天我要舉出來簡單的說一說。社會上常常笑我，報紙上常常挖苦我的題目。就是《水經注》的案子。為什麼我發了瘋，花了五年多的功夫去研究《水經注》這個問題呢？我得聲明，我不是研究《水經注》本身。我是重審一百多年的《水經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功夫來審這件案子，因為一百多年來，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如山西的張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楊守敬和作了許多地理學說為現代學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國維以及江蘇的孟森：他們都說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紀享有盛名的考古學者、我的老鄉戴震（東原）先生是個賊，都說他的《水經注》的工作是偷了寧波全祖望、杭州趙一清兩個人的《水經注》的工作的。說人家作賊，是一件大事，是很嚴重的一件刑事控訴。假如我的老鄉還活著的話，他一定要提出反駁，替自己辯白。但是他是1777年死的，到現在已經死了一七五年，骨頭都爛掉了，沒有法子再跑回來替自己辯護。而這一班大學者，用大學者的威權，你提出一些證據，他提出一些證據，一百多年來不斷的提出證據——其實都不是靠得住的證據——後來積非成是，就把我這位老鄉壓倒了，還加上很大的罪名，說他做賊，說他偷人家的書來作自己的書。一般讀書的人，都被他們的大名嚇倒了，都相信他們的「考據」，也就認為戴震偷人的書，已成定論，無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點閒工夫，想到這一位老鄉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難道他是賊嗎？我就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把他們幾個人提出的一大堆證據拿來審查，提出了初步的報告。後來覺得這個案子很複雜，材料太多，應該再審查。一審就審了五年多，才把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這一百多年的許多有名的學者，原來都是糊塗的考證學者。他們太懶，不肯多花時間，只是關起大門考證；隨便找幾條不是證據的證據，判決一個死人作賊；因此構成了一百多年來一個大大的冤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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