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七「就像你永永不會死一樣」(4)

十七「就像你永永不會死一樣」(4)

　　星期二（二十五日）上午至下午極好，下午四時又抽出比昨日更濃之膿水十五至二十CC。看來此處病源漸好。……

　　下午八時，溫度與脈又高，知必又蔓延一處矣。醫生及同人又轉悲觀。……幸十二時以後逐漸下降。

　　今日（二十六）溫度與脈仍逐漸下降中，故一切可以樂觀。

　　孟真此信是研究院油印分送的。他的草字本不很好認。二十四日先記「下午四時用針一探」，後記「下午二時顧仁開始抽膿」，此「二時」當是「六時」之誤認。據此信，二十四日晨顧仁醫生已參加意見，主張刺穿胸膿，至下午四時才作第一次試探的刺穿，下午六時才由顧仁抽出五百多公撮的膿。故楊醫生記診斷刺穿及延請顧仁抽出大量的膿，皆在二十三日及二十三晚，必是錯誤。

　　孟真二十八日給我的信上也說：

　　……Empyema抽膿水三次。一次在二十四晚，抽五百CC。一次在二十四（當是二十五之誤）下午，抽十五至二十CC。一次為今晨（二十八），已現清色，約四十CC。

　　我的日記，摘抄如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今天消息最惡：殷汝耕果已成立冀東自治政府。宋哲元等都到了天津。……長沙無電報來。但主任醫師顧仁有電給協和外科主任婁克思先生，請他去會商。他已定二十八晨飛南京轉長沙。下午我接翁詠霓電：「日內天氣不良，飛機難行。竹垚生已在京虛候二日。」

　　我與協和王錫熾院長電話商量後，發兩電。一給詠霓，告以顧仁電約婁克思會商，擬二十八飛京轉湘，乞備機，並電告明日天氣。一給經農孟真，告以婁克思二十八飛京，並望電告病情。

　　十二月二十七日得孟真電：「兩次抽膿，醫以抽不盡，必須開割肋膜，堅請協和主任來，……愈速愈妙。……」協和電話說婁克思決定明早飛京。我電告詠霓備機。

　　十二月二十八日昨夜我寫一文，到兩點始睡，外面大風，我很慮今早Dr.Loucks飛不成。兩次醒來，聽見大風怒號，心極焦急。

　　早晨始知Loucks已飛去了。

　　長沙南京無電報。晚間得王院長電話，知婁醫生已到南京，明早飛湘。

　　據楊醫生的記錄，在君「自二十七日以後，時醒時睡，神志不甚清晰。二十八日晨，顧仁醫生于第五肋骨處開割，果然發現第五肋骨已折，並取出一百五十公撮之濃膿（此可更正孟真所記的小誤）。培養及染色檢查結果，發現膿中有肺炎雙球菌。開割口約二寸，置放出膿管。二十九日，三十日，兩日體溫複常。時協和醫院外科主任婁克思已到長沙，會診之決定，再用X光照胸部。因該處心影所蔽，照片不能詳明。以探針試胸部膿管，為後向上升，深有尺餘。

　　民國二十五年（1936）一月一日，我早起時，接到協和王院長的電話，說婁克思主任有電報來，說「在君病狀有進步，後果尚難預測」。

　　婁克思一月二日與孟真同離開長沙。孟真電告我：「病無變。面詳。」婁克思一月二日留下這個報告，我依楊濟時先生的譯文，記在下面：

　　據兩日以來之觀察，大致情形為作膿發炎，加之一氧化碳併發毒之結果，肺部不免有發炎變化。惟因心影遮蔽，不易診察。除已發現之作膿處外，其他處恐尚有較小之同樣病態。惟此類膿胞或不大，不能覺察也。

　　綜觀病前衡陽旅行之種種疲勞，煤氣中毒等等不幸之經過，餘個人意見以為腦中樞血管損壞足以解釋目下之情形，尤以步行上南嶽山，入礦底，離床坐起，過度費力之動作為最嚴重。衡陽中毒後二日之昏迷，右臂之痙攣，第二次過度動作（指離床下地）後發生失語，大小便無節制，強度之痙攣——腦部血管出血，或腦部脈管血栓形成，足以解釋現在之診狀。肋骨截傷非主要症。目下胸腔作膿，可增劇腦部血管固有之損壞（瘀斑出血腫脹等）。此類病理變化，以煤氣為主因。……婁克思（原譯文見《獨立》第一八九號，頁十四。我此次引用，曾改變標點一二處。）

　　一月四日，下午一點，我得長沙電報：「在君病轉危。」三點一刻得電報：「病轉危。」九點又得電報：「病危，似系腦充血。」下午徐韋曼自長沙來電報：

　　Surgical condition improving. Fever steadily mounting. White cell lowering. Aphasia（失語症），spasticity（劇性痙攣）and drowisiness stationary. Suspect cerebral complication. Meet Fu and Loucks. Arrange neurological or internal consultation.

　　晚上九點半，我和協和王院長到西車站接著婁克思醫生與孟真。我們同到王家，請協和的內科主任Dr.Dieuaide，神經系科主任Dr.Lyman，腦外科醫師關頌韜，同來會議，從十點到半夜後，大家擬定長電，我送到電報局打給楊濟時醫生。電文凡五十三字，大意說，內外科主任與神經系科主任均可隨時去長沙，病理診斷似系大腦脈管損壞，暫勿注射葡萄糖。

　　那天會議時，他們聽了婁克思的報告，都以為十二月九日晨在君的病已是腦中樞脈管損壞了，故有兩日的昏迷，又有右臂的痙攣。

　　一月五日，上午沒有長沙電報。午飯後，王院長來電話，說他連得兩急電：第一電請協和速派醫生飛去。第二電是十二點二十五分發的，說「丁垂危！」

　　我趕到協和醫院，與Loucks，Lyman，Dieuaide及關頌韜五人會商，複一電云：「明早快車來」。

　　晚上我在王正輔先生家，得王院長電話，說在君下午死了！我趕回家，得電報：「在君昨日轉危，於今日下午五時四十分逝世。經農、韋曼。」

　　在君真死了！

　　一月六日，我去看林斐成先生（行規），他有在君遺囑的副本，我摘抄了其中關於喪葬的部分，電告經農與徐韋曼，又電告遺囑執行人竹垚生，請他將遺囑與詠霓商酌辦理。當晚得徐新六、竹垚生回電，垚生今晚攜遺囑入京示詠霓。（遺囑見附錄）

　　在君是為了「求知」死的，是為了國家的備戰工作死的，是為了工作不避勞苦而死的。他的最適當的墓誌銘應該是他最喜歡的句子：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會死一樣！

　　（1956年3月12晨三時寫完　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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