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六蘇俄的旅行(5)

十六蘇俄的旅行(5)

　　他從歐洲歸來，繼續在北京大學教了兩學期的地質學。二十三年（1934）六月十八日他到中央研究院擔任總幹事的職務。這些文字之中，後五篇都是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時期發表的。

　　《我的信仰》一篇，我已在第十二章和本章摘引了大部分，其中有兩段專說他的政治思想。他說：

　　人不但不是同樣的，而且不是平等的。……宗教心（即是「為全體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心）是人人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強弱相去得很遠。凡是社會上的真正的首領都是宗教心特別豐富的人，都是少數。因為如此，所以我對於平民政治——尤其是現行的議會的政體——沒有興趣。

　　在這一點上，他並沒有驟然的變化，他是向來鼓吹「少數人的責任」的重要的。（看他在《努力週報》時期寫的《少數人的責任》。）但他在1933年出國，不但是希忒拉剛登臺，不但是史太林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剛結束，他到美國時又正值羅斯福的「新法」的第一個半年，正當美國國會把許多緊急時期的國家大權都授予羅斯福的時期。所以在君環遊世界歸來，不免受了那個時期的政治影響，他不但對於議會政體「沒有興趣」，他要公開的討論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政治」了。他接著說：

　　同時我也不是迷信獨裁制的。在現代社會中實行獨裁的首領，責任太重大了，任何富於天才的人都很難稱職。何況這種制度的流弊太顯明了。要能永久獨裁，不但必須消滅政敵，而且要使政敵不能發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評和討論。在這種制度之下，做首領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時間問題。

　　這下面就是他的「新式的獨裁」的方式了：

　　我以為，假如做首領的能夠把一國內少數的聰明才德之士團結起來，做統治設計的工作，政體是不成問題的。並且這已經變為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所共有的現象——羅斯福總統一面向議會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一面在政客以外組織他的「智囊團」，就是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

　　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又能夠組織一國的才智之士來做設計統治的工作：這是他在1933年從海外「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得來的「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

　　我們幾個老朋友在那個時期頗有批評在君不應該提倡獨裁的政治的。在二十多年後，我們回頭細讀他的政論文字——最好是把他晚年的幾篇政論放在一塊讀下去——我們方才能夠認識他的愛國苦心，他的科學態度，他的細密思考。他的《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和《科學化的建設》兩篇更值得我們細讀。

　　那個時期最時髦的兩個口號是「統制經濟」和「建設」。在君指出「統制經濟」必須先具備三個條件：

　　沒有問題，第一個條件是要有真正統一的政府。……中國沒有那一省是可以自給的。……山西如此，北方各省都是如此。揚子江流域所燒的煤，所用的棉花，都不能不仰給於北方。……南北如此，東西亦複如此。……

　　第二個必需條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統制棉業而外資的紗廠不能過問，統制航業而外資的船隻不就範圍，統制煤業而外資的煤礦不受支配，統制的目的如何可以達到？……現在我們的銀行大大部分在租界裡，可以利用的現金大大部分在外國銀行裡，……一旦有統制的消息，資本在幾分鐘之內可以逃的乾乾淨淨！

　　第三個必需條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徹底的現代化。……現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潔的官吏，……第二行政組織要健全。……第三握政權的人要能夠信任科學技術，識別專門人才。

　　他總括起來說：

　　以上三項，原本是建設新中國的途徑，不僅是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

　　他很沉痛的指出，若沒有這些條件而妄想施行經濟的統制政策，其危險可比「把一個心臟很弱的人交給一個毫無經驗的醫生，用重量的麻醉劑麻醉過去，再用沒有消過毒的刀子把肚子破開看看。這種病人沒有不死在解剖臺上的！」

　　這篇文章頗側重消極的阻止當時各省與中央的各種統制政策。所以當時有人曾說：「丁在君也走上胡適之的無為政治一條路了！」

　　《科學化的建設》是他在中央廣播電臺的講稿，最可以表現他的積極的主張，最可以表現他所謂科學設計的經濟建設是什麼。他指出：

　　建設如果要科學化，第一、建設的費用非有外資的輸入不能超過國民經濟的能力。建設用款全數是固定的投資，……本錢的收回為期甚遠，所以在一種經濟現狀之下，這種投資可能的總數是與國民全體的收入有相當的比例。

　　1929以前，美國國民的收入平均每人有七百元美金。其中六分之一為儲蓄，儲蓄總數的一半為固定投資。……以美國國民收入如此之多，而固定投資還不過國民收入總數百分之九。

　　蘇俄的國民收入為一百五十盧布，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用於固定投資之款占國民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因而全國人民食不能飽，衣不能暖。因為收入越少，越不容易儲蓄，儲蓄之可以用於固定投資的部分更不能大。否則人民必受痛苦。

　　在君說的這第一點是最關重要的一個問題。但這是蘇俄的獨裁首領所絕不顧恤的，也是那些摹仿蘇俄的奴隸們所絕不顧恤的。

　　在君指出的其餘幾個要點是：

　　第二、是要有輕重緩急的標準：寧可少做幾件事業，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終。……新設立的機關，……如果不能繼續，則過去花的錢都是白費的了。……

　　第三、建設當然要有統一的職權。……國家應該把要建設的事項做一個整個的計劃，把各事項所需要的研究、設計、執行，與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現有各機關的成績與人才，然後決定他們的去留增減。……

　　第四、凡百建設，未經實行以前必須有充分的研究與設計。……近代的建設事業太複雜了，沒有相當的研究與設計，不會得僥倖成功的。……民國十八年華洋義賑會在綏遠開的民生渠，一共費了八十萬元，而事前沒有測量，許多地方渠身比河身還高，河水流不進渠內，至今全渠成了廢物。

　　最後，他指出建設應該包括人才。「假如國家不能養成專門的技師，一切專門的事業當然無法著手。比專門技師尤其重要的是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假如他們不能瞭解科學的意義，不能判斷政策的輕重，不能鑒識專門的人才，則一切建設根本不會成功的。」

　　我們必須先讀了上面摘引的幾篇文字，然後能夠瞭解在君所主張的「新式的獨裁」的意義。他在前引的兩篇文字裡，最後總歸結到「握政權的人要能夠信任科學技術，識別專門人才」；歸結到那些「任用專門技師的首領」能夠「瞭解科學的意義，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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