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六蘇俄的旅行(6)

十六蘇俄的旅行(6)

　　他在民國十四年初見孫傳芳時，曾說他自信能夠替國家辦一個現代化的軍官學校。十年之後，他好像已拋棄那個夢想了，他的新志願好像是要為國家做一個「科學化的建設」的首領，幫助國家「判斷政策的輕重，鑒識專門的人才」。他放棄了他最心愛的教學生活，接受了蔡元培院長的請求，擔任起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正是因為他認清了中央研究院的使命是發展科學的研究，領導全國學術機關的合作，幫助國家設計經營科學化的建設。他在那個時期主張「新式的獨裁」，也是因為他誠心的相信他所謂「新式的獨裁」是同他生平的宗教信仰和科學訓練都不相違背的，是可以領導全國走向「建設新中國」的路上去的。

　　他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篇短文裡，曾明白規定「新式的獨裁」須具有四個條件：

　　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
　　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瞭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
　　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
　　四、獨載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

　　他的結論是：

　　我已經說過，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他於最短期內變為可能。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當時我有《答丁在君》一文（《獨立》一三三號），還有一封信責備他。他有長文答覆我和別人的責難文字，題為《再論民治與獨裁》。我在二十年後重讀此文，他的最末一段說他「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裡，問自己」的兩個問題，那是至今天還很動人的文字，我已引在前面了。此文中，最使我感動，最使我瞭解這位死友當日的真情緒的是這一段：

　　中國式的專制原來是不徹底的。所以我們飽嘗專制的痛苦，而不能得獨裁的利益。「九一八」事變剛發生的時候，有一位反對國民黨的朋友對我說：「蔣介石一定和日本人妥協，國民黨一定要賣國了！」我回答他道：「我希望你這話是真的。但是我恐怕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二十年（1931）十一月胡適之先生寫了一封長信給宋子文先生，主張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訴他道：「我是贊成你的主張的。可是國民黨的首領就是贊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為他們的專政是假的。」這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這一段是很傷心的話。在君在這裡很感慨的指責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是舊式的專制，而不是他所夢想的「新式的獨裁」。他的「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是「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九一八」事變之後，政府的首領不敢及早交涉，也不能及早交涉，就是不能「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就是夠不上「新式的獨裁」的第一個條件。

　　在君還不肯拋棄他期望我們國家的首領做到「新式的獨裁」的癡心。二十四年的七月二十一日，他又發表了一篇最動人的文章，題為「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這是他一生最後的一篇政論了！

　　他那篇文字詳細敘述列寧一力主張單獨向德、奧、布、土四國提議停戰，並派托洛茨基去議和，最後簽訂那個賠款十五萬萬元美金割地約占全國百分之三十的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Brest-Litovsk）條約。在君為什麼要重提這件歷史故事呢？他說：

　　我所以要舊事重提者，是因為當日蘇俄首領的態度和策略很足以做我們當局的殷鑒。……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我願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寧，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我願我們的第二等首領學托洛茨基：事先負責任，獻意見；事後不埋怨，不表功，依然的合作。我願我們大家準備退到堪察加去！

　　這是「一個真實的愛國者」丁在君的最後的哀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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