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六蘇俄的旅行(4)

十六蘇俄的旅行(4)

　　所以我個人推想：在君「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同他的「信仰」很有關係。他自己說，他的「信仰」的「一部分是個人的情感，無法證明是非，難免有武斷的嫌疑」。他那個「信仰」裡，一部分是那個「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其中還有一部分就是那「經濟平等」的理想。《我的信仰》裡有這一段：

　　所以我一方面相信人類的天賦是不平等的，一方面我相信社會的待遇（物質的享受）不可以太相懸殊。不然，社會的秩序是不能安寧的。近年來蘇俄的口號：「各人盡其所長來服務于社會，各人視其所需來取償於社會」，是一個理想的目標。（《獨立》一百號，頁十一）

　　他所謂「近年來蘇俄的口號」，他當然知道那是百年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同的口號。

　　所以在君的宗教是很接近共產主義的。所以《我的信仰》的末節有這樣的解釋：

　　然則我何以不是共產黨的黨員？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徑——尤其不相信有什麼「歷史的論理」能包管使革命成功，或是在任何環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樣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類的進步除去了長期繼續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徑。所以我儘管同情於共產主義的一部分〔或是大部分〕而不贊成共產黨式的革命。

　　請注意，那括弧裡「或是大部分」五個字是他原文有的。

　　除了這種「宗教」的信仰之外，在君所以希望蘇俄成功，也是因為他平時研究世界各國的資源與國力，認為蘇俄比較的具有種種可以有為的物質條件。他在那篇《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的後半，曾指出蘇俄革命時的國情物力都比我們中國優越的多多。他指出的有這些：

　　1917年，俄國已經有七萬公里的鐵路，有組織極密的警察，有與德國作戰三年的軍隊。

　　1917年俄國革命時，國家銀行的金幣有十二萬萬九千五百萬盧布，儲蓄銀行的存款有十六萬萬八千多萬盧布。

　　歐戰以前俄國是個出超的國家，每年超出在四萬萬盧布左右。

　　俄國革命前有一萬萬七千五百萬公畝已耕之田，有四千萬公畝可耕而未耕的田，全國人民每人可分一？七公畝，約等於華畝二十五畝。

　　俄國有九百兆公畝的森林。

　　俄國有三千兆噸的石油儲量，歐戰以前每年已出產到一千萬噸。

　　歐戰以前，俄國每年出產四百九十萬噸鋼鐵。

　　這種種條件都是蘇俄革命政府的資本，都是在君和他的地質界朋友平時注意並且歆羨的。試舉石油一項，蘇俄在全世界第二位。革命以前，俄國已出產到每年一千萬噸。革命以後，減到四百萬噸。1931年已超過了二千萬噸，已比革命前增加一倍了。1933年——在君游蘇俄之年——希望可加到三千萬噸。（《獨立》第一五六號）

　　在君常說，俄國至少是一個有產可共的國家。我們同俄國比，是一個無產可共的國家。所以他要去看看蘇俄革命後十五年來的成績，要去看看蘇俄如何利用那許多可以有為的物質條件，在統一的國家，獨裁的政治，計劃的經濟之下，在十五年之中造出了什麼樣子的成績。蘇俄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後來縮短為四年零三個月——是1932年12月31日滿期的（看《蘇俄五年計劃的結算》，在君的七弟文治譯的，見《獨立》第五十號）。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用一個極大規模的方案來統治一個大國的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教育的活動。當時人把這第一個五年計劃看作蘇俄革命史上三大事件之一（其他兩大事件是1917年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和1921年的列寧新經濟政策）。在君到蘇俄是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滿期之後八個月。在君和我們前幾年都曾提倡過「有計劃的政治」。近幾年來，我的思想稍稍改變了，頗覺悟古代哲人提倡無為的政治也是有一番苦心的，而有計劃的政治經濟都需要許多能計劃與能執行的專家，是不容易做到的。在君卻正是能計劃又能執行的科學政治家，所以他對於蘇俄的極大規模的有計劃的政治經濟大試驗，抱著極大興趣，「極熱忱的希望他成功」。他在出國之前發表的那篇長文裡，曾說：

　　……如果〔蘇俄〕成功，如果用蘇俄的方法能使國民生活程度逐漸的提高，生產和消費相均衡，我很相信，用不著劇烈的階級鬥爭，西歐北美都要共產，至少現行的資本制度要徹底改變，快快的走上平等的路去。（《獨立》第五十一號，頁十一）

　　這真是很大的奢望了！如果他用這兩個標準——「使國民生活程度提高，使生產和消費相均衡」——去估量蘇俄的成功與否，那麼，他此次遊歷蘇俄歸來應該是很失望的。

　　我們看他的遊記，他並沒有多大的失望。他充分的瞭解，這種絕大規模的計劃的建設決不是四五年短時期之內就可以判斷成敗的。他的遊記使我們知道，單在他自己所學的方面，集合三千個地質家做研究設計，二千隊在野外工作，其中五百隊是做地質圖的——那種規模，那種氣象，是曾使他感覺大興奮的。他的蘇俄旅行，時間只有四十天，地域只限於新舊兩首都和南俄的油田煤礦鐵廠水電廠。但因為他是一位有科學訓練的觀察家，又是一位有政治興趣的愛國者，他的觀察和從觀察所得的教訓似乎都曾影響到他最後幾年的思想，特別是他的政治思想，並且似乎也曾影響到他最後幾年的工作的方向。

　　因此，我要在這裡略述在君從蘇俄歸來後的政治思想。

　　他的政治思想，見於這些文字：

　　我的信仰（二十三年五月六日）《獨立》一百號

　　實行統制經濟的條件（二十三年七月一日）《獨立》一〇八號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獨立》一三三號

　　再論民治與獨裁（二十四年二月三日）《獨立》一三七號

　　科學化的建設（二十四年五月七日廣播）《獨立》一五一號

　　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獨立》一六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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