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六蘇俄的旅行(3)

十六蘇俄的旅行(3)

　　無疑的，在君在蘇俄遇見的幾位地質學者，如列寧格拉的地質研究所的幾位古生物學者，如巴庫石油總管理局的梅利可夫先生，都曾在他心目中留下很好的印象。這種好印象足夠使我們這位不是完全沒有成見的朋友願意忽略他在蘇俄旅途中親眼看見的一些不好的印象。

　　這些不好的印象，他也老實的記錄下來。

　　例如他去蘇俄作地質旅行，原是中國地質調查所寫信給蘇俄地質研究所所長莫虛克讀夫接洽的，信去了四個月沒有回音；到在君上船那一天，莫虛克讀夫的回電來了，很歡迎他到蘇俄去作地質旅行，並且約他在華盛頓見面。那知道，當他從上海到華盛頓的二十三天之內，莫虛克讀夫——蘇俄中年學者裡一位國際最知名的人——已經不是地質研究所所長了！

　　又如在君詳細敘述的他辦理蘇俄入境手續的種種沒有理由的困難——直到他自己到了柏林的蘇俄旅行社裡，忽然無意之中得著一種近於「靈跡」的「奇遇」（《獨立》一〇九號），這些困難才「都隨著『奇遇』迎刃而解了」！

　　又如他屢次記載的盧布匯兌率的不規則：他初到莫斯科，用十個馬克換五個盧布。過了許久，他才知道六個馬克可以換一百個盧布。就是在沿路旅館裡一個馬克也可以換八個盧布。

　　又如他屢次寫旅館裡和火車上臭蟲之多——那是他生平最怕又最厭惡的一件事。

　　有時候，他似乎有意的把蘇俄共產黨頌揚蘇俄成績的話，和反對共產黨的人的話，一樣的老實記下來。他在圖喇同一個工程師去看一個鐵廠。那個工程師是個共產主義的信徒，沿途向他宣傳蘇俄革命後的成績：「不幾年蘇俄就要變為世界第一個工業國了。現在富農已經消滅將盡，農業大部分集團化工業化，糧食問題不久可以完全解決了。到那時候，個人盡他的能力服務於社會，社會看各人的需要供給個人。……」（《獨立》一四六號）但在君又記他從莫斯科到巴庫的火車上，有一位反對共產黨的旅客，會說德國話，他四顧無人的時候，就指給在君看道：「烏克蘭（Ukraine）是我們最富的地方。先生，你看，那裡許多麥子放在地裡爛著，沒有人去收！呵！去年冬天，今年春天，這一帶荒年，許多農民都餓死了！」（《獨立》一五二號）

　　因為《蘇俄旅行記》的下半部沒有寫成，我們不能知道在君在蘇俄作了四十天的地質旅行之後的最後結論。只在他回國後發表的幾篇文字裡，我們可以摘出於他對蘇俄的態度有關的幾個結論。他在《再論民治與獨裁》一篇文字裡（二十四年一月二十日《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一三七號轉載），有這樣一段話：

　　我少年時曾在民主政治最發達的國家讀過書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蘇俄參觀過的。我離開蘇俄的時候，在火車裡，我曾問我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願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我毫不遲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問道：「我還是願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我也毫不遲疑的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

　　這一段話，因為他說這是他離開蘇俄時候在火車上自己問答的話，應該可以認作他的蘇俄旅行歸來的一個結論了。

　　在這兩個答問裡，他還是願意承認英美的工人比蘇俄的知識階級自由的多，同時他也毫不遲疑的願意做蘇俄的地質技師，而不願意做巴黎的白俄。

　　在後一個選擇裡，他的心目中也許不免懷念到他在蘇俄遇見的那幾位很可敬愛的地質學者和古生物學者，也許不免懷想到那比中國地質調查所工作人員多一百倍，經費多一百倍的蘇俄地質探礦聯合局。同時我們在二十多年後評論他的「結論」，也應該回想在君到德國是在1933年希忒拉初登臺的時候，他到蘇俄是在1933年史太林還沒有走上兩三年後大發狂大屠殺的時期。他在那時候只看見希忒拉在短時期內打破了一切國際的束縛，把德國造成一個有力量可以抵禦外國侵淩的國家。他在那時候也只看見蘇俄的領袖不顧一切困難，不惜一切犧牲，只埋頭苦幹，要把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世界第一個工業國」。

　　我說，我們這位最可愛敬的朋友「不是完全沒有成見的」。他的一個基本的成見，我在前面曾指出，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就是他那個「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在他那個宗教信仰裡，蘇俄的三千個地質學者，二千隊做田野工作的地質探礦技師，犧牲了一點物質享受，甚至於犧牲了個人的自由，而可以幫助國家做到「世界第一個工業國」的地位，正是「最富於宗教性」的犧牲。

　　所以他在《我的信仰》（也是他從蘇俄回來後發表的，原是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大公報》的星期論文，轉載《獨立》一百號）裡，很嚴肅的宣言：「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過於蘇俄，但是最富於宗教性的莫過於共產黨。」——這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個很深又很重要的成見在他蘇俄旅行期中得到的印證了！

　　在君的幾個結論都可以說是很自然的，因為他對於蘇俄向來懷著很大的希望，不但希望蘇俄的大試驗能成功，並且認為蘇俄有種種可以成功的條件。

　　在他出國的前夕，他曾寫一篇一萬字的長文，題為《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獨立》五十一號，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正在他出國之前一個月）。在那篇長文裡，他先敘述馬克斯的價值論，然後指出這種價值論「是很難成立的」——「與其說是經濟的真理，不如說是政治的口號」。其次，他敘述馬克斯的唯物史觀，辯證論的論理，階級鬥爭，然後他指出他個人「根本不相信歷史有什麼論理。……而且拿他來做暴動恐怖殺人的根據，那是多麼危險！」

　　他指出馬克斯在十九世紀中葉沒有知道的兩三件歷史事實。如「近來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往往在許多人的手裡」。如「這七八十年來西歐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遠高於馬克斯作《資本論》的時候，……就是在世界經濟極端恐慌之下，在英國的失業工人所得到的失業津貼還遠高於蘇俄的工資。」又如近幾十年來「歐洲許多國家都和和平平的把政權由封建貴族的手裡轉移到中產階級手裡。」這都是馬克斯沒有夢想到的歷史事實。

　　他在此文裡，曾嚴厲的批評蘇俄所謂「無產階級的專政」。他說：

　　……照蘇俄的現狀，我們看不出一點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錯，資本階級是沒有了。……統治的階級，很廉潔，很努力，許多非共產黨都可以承認的。然而平等則完全不是。……蘇俄統治者的生活與平民是兩樣的。……權力和金錢一樣，是很可怕的毒藥。……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

　　自由是人類最近所得到的幸福，很容易失卻，很難取得的。……蘇俄的首領最相信科學，但是自由是養活科學最重要的空氣。今天說，這是資產階級的餘毒；明天說，這是與馬克斯、列寧學說違背。科學如中了煤毒的人，縱然不死，一定要暈倒的。

　　在這樣嚴厲的批評之後，在君的論調忽然一變，表示他希望蘇俄的大試驗能夠成功。他說：

　　我雖不贊成共產主義，我卻極熱忱的希望蘇俄成功。沒有問題，蘇俄的共產是一個空前大試驗。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豈不是悲劇中的悲劇？而且我是相信經濟平等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

　　在這幾句話裡，我們可以看出在君有幾點不自覺的矛盾。第一、他在上文說，「從殺人，放逐，到自由平等，是一條很遠的路。」他現在說：「如果失敗，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是冤枉死了！」這豈不等於說：「如果成功，則十五年來被槍斃的，餓死的，放逐的人都不算是冤枉死的了！」這裡面好像又是在君的「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在那兒作怪了罷？第二、在君在這長文裡屢次說到「經濟平等」的要求是適合於時代要求的，但他又分明指出蘇俄並沒有做到經濟平等，何以他又說，蘇俄「如果失敗，平等的實現更沒有希望了」？這已夠矛盾了。他在此文前面又曾說：「不是有自由，決不會得有平等的。」（頁九下）何以他又把「平等的實現」的希望寄託于那個否認自由的蘇俄大試驗呢？這就更矛盾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