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四回到地質學來

十四回到地質學來(1)

　　廣西的地質調查（1928）——西南地質調查隊（1929—1930）——北大地質學教授（1931—1934）

　　在君在大連休息的時期，大概就是他整理《徐霞客遊記》，完成「徐霞客年譜」，並製成「遊記地圖」的時期。這部最新的《徐霞客遊記》，附年譜，附地圖，是民國十七年（1928）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前一年已由陶湘先生印行了。

　　《徐霞客遊記》出版的時候，在君本人又在西南作礦產地質的調查了。翁詠霓、黃汲清兩先生都曾略記在君廣西之行，汲清記的稍詳細，他說：

　　在君先生于民國十七年赴廣西考查，所到各處均曾作地質研究。而於廣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馬平、遷江諸縣，調查尤為詳細。利用軍用地形圖，填繪地質，同時採集標本化石甚多。其工作性質，除查考南丹、河池錫礦及遷江一帶煤田外，特注重地層系統及地質構造。而于馬平石灰岩研究尤詳。馬平石灰岩之馳名，全賴先生之力。（《獨立》第一八八期）

　　五年之後，在君和葛利普先生在第十六屆國際地質學會提出論文，題為「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的意義」（The Permian ofChina and its Bearing on Permian Classification）。在君在此文中「討論中國各部二疊紀地層之彼此關係，及其分類。結論謂中國南部二疊紀可分三系：下部二疊紀為馬平系，中部為陽新系及樂平系，上部為夜郎系。」（此是用黃汲清先生的提要。）汲清所謂「馬平石灰岩之馳名」即是指這種論文。

　　十七年十月五日，在君從廣西寫長信給我，信中有一段說：

　　廣西的情形，一言難盡。……他們第一有建設的決心和誠意，第二有建設的能力。所可惜的缺乏真正技術人才給他們幫忙。我到南寧的時候，本無意工作。因為他們的誠意所感動，才「再為馮婦」。現在我仍舊敬信他們，但是廣西天產太不豐富了，大發展至難。這不是廣西政府的過失。

　　又有一段說：

　　……我九月以來，又做了很多的工作，東到富川、賀縣，西北到貴州邊界的南丹。本來我還想勾留幾時，解決一個煤礦的價值。因為兩個月前被廣西建設廳的一位職員騎的馬踢傷左腿，到了桂林似乎完全好了，而近來跑路太多，忽然又腫了起來，行動不方便，故決意不日東歸。大約我三四日後由柳州動身，〔十月〕十一二可到梧州——坐民船沿途稍可研究——十五、十六可到香港。再去廣州三兩天，就預備回到上海。

　　這信說的很明白，他到廣西，本沒有做地質調查工作的計劃，只因為被廣西的幾個領袖的誠意感動，才決定旅行全省，做礦產地質的調查工作。他後來因為左腿受傷，行動不方便，才決定回來。他臨行時，採集的標本化石幾十箱，到梧州上汽船時，梧州的關吏不肯放行。幸虧淩鴻勳先生那時在梧州，正趕到船上送他行，那時離開船隻有半小時了，淩先生「為馳赴梧關解釋放行。嗣與先生晤及，輒道其當日遑遽之情狀！」（《獨立》一八八號，頁三八）

　　淩先生又說：

　　在君先生之赴西南也，鐵道部曾托以踏勘川黔出海之路。先生主張由重慶經黔桂以出廣州灣，曾著有《川廣鐵道路線初勘報告》（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地質專報》乙種第四號），言其山川里程與國防經濟之旨甚詳。自後餘遠處關中，從事於隴海鐵路之西展，偶與先生晤及，輒縱談鐵路建設之事，以築路成本甚重，而國家經濟枯竭，必須以最小之資本，先築經濟能力最大之路。先生固地質專家，而因足跡所經，於山川形勢，民生情狀，了如指掌，自無怪其於鐵路經營深感興趣也。（同上）

　　在君給我的信裡，還談起他北歸後的工作問題，他說：

　　我這個人完全是一個impulsive的人。興致勃起則可以一切不顧。興致過去，又覺得索然無味。學問事業都不容易大有成就，皆是這個原故。所以我的前途，我現在也說不定，且看北歸以後興致何在。如可以安安穩穩住在北京，而且地質調查所這個機關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者可以專心研究幾年。否則沒有法子的了。你要知道，我的研究，非有相當的設備，和相當的技術人員幫忙，是不能做的。要是離開了圖書館和試驗室，再沒有葛利普同他的學生來幫我鑒定化石，繪圖員給我繪圖，我絕對無法子可以著手。上海的地質研究所，同兩廣地質調查所都太幼稚，沒法子可以利用的。

　　十一月初，他果然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回到北平去，繼續他的地質學研究工作。他這個時期很注意中國的「造山運動」的問題。中國地質學會舉他做會長，他的「會長論文」就是《中國造山運動》（英文原題是Orogenic Movements in China，載在《中國地質學會會志》第八卷）。黃汲清先生說：「此文搜集中國各地所得有關造山運動之事實，而作不偏之討論。」

　　民國十八年（1929）一月十九日，我回到北平——這是我民國十五年出國遠遊以後第一次回到北平。我在任叔永家住了三星期，在在君家住了兩星期。我那時在上海住家，這一次北去是因為北平協和醫學校改組董事會，舉了我做董事，我是赴會去的。最主要的一個私人動機，當然是想看看許多位多年沒看見的老朋友。當時我聽說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見他一面。不料我一月十九夜九點多鐘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個鐘頭了！

　　一月二十日，任公的遺體在廣慧寺大殮。在君、叔永、陳寅恪先生、周詒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殮。看見許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兩眼噙著眼淚，我也忍不住墮淚了。

　　二月初，任公的追悼會上，有在君的挽聯：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日星。

　　這幾句最可以寫出在君對於任公先生的崇敬和友誼。他和任公從沒有政治的關係，完全是友誼的關係。民國八年，任公到歐洲去考察戰後情形和巴黎和會情形，在君也在同行的專家顧問團之內。任公很敬重在君，故在君有「知我者鮑子」的話。在君對朋友最熱心，任公先生也是他看作應該特別操心照管的一位忘年老朋友。任公病中，他特別調護。世界最新最完備的一個醫院竟無法延長這一位平日體格很強，生龍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壽命——中間還引起了醫生錯誤診斷和錯誤治療的各種傳說——這是在君很傷心的事。任公先生自己始終信任協和醫院，始終沒有一句埋怨醫生或醫院的話，這也是在君很佩服他的一點。

　　在君在北平不久，又得放下他的研究工作，又得往西南作大規模的地質調查了。民國十八年，地質調查所發起作一個調查西南全部地質的大計劃，分作幾段進行。由在君做總指揮。翁詠霓曾敘述這個西南全部地質調查的大略如下：

　　起身最早的是趙亞曾、黃汲清二君，越秦嶺，經四川西部，又分為二組：趙君由敘州南行入滇，行至雲南昭通縣，被土匪打死了。黃君由敘永入黔，擔任貴州中部及西部的工作。

　　在君先生偕同曾世英、王曰倫二君由重慶入黔，所經之地，北起桐梓，西抵畢節，東包都勻，南盡桂邊。雖有許多牲口駝運行李，但調查人員長途步行，看石繪圖，手足並用，一路都用極嚴格的科學方法，努力工作。

　　差不多同時起程的，又有譚錫疇、李春昱二君，特別注重川邊及西康區域，西抵甘孜、巴安。

　　在這樣大規模工作之中，雖然趙亞曾之死使在君先生在途中非常傷心，但他還是竭盡心力，勇猛前進，做出很好的成績，也給幾位後學的人一種最可效法的模範。

　　黃汲清也曾敘述這個大規模的西南調查，他記在君的路線特別詳細：

　　民國十八年，先生組織西南地質調查隊，由重慶起，同曾世英、王曰倫二先生南行，經松坎、桐梓，至遵義；由遵義西行，經打鼓、新場，至大定。原擬在大定會合趙亞曾、黃汲清二人。突接亞曾遇匪被害耗，先生悲哀不勝。旋同曾王黃三人東行至貴陽，旋又南行，經都勻、獨山、荔波，而入廣西南丹縣境。於是貴州工作與先生民國十七年之廣西工作相銜接。繼折而北行，經平舟、大塘，返貴陽；由貴陽經遵義、桐梓，返重慶。於十九年（1930）夏返北平。

　　此次之行為先生平生最大地質旅行，亦為最後的大規模地質旅行。其所得結果對於地質學、礦產、地理學及人種學，無疑的必有很大的貢獻。地質方面工作則沿途均繪有精細的地形及地質圖，對於地層研究尤一絲不苟，而於泥盆紀、石炭紀、二疊紀，更有精細的、透闢的考查。將來西南各省這三紀地層研究，要以他的結果為基礎。

　　在君在途中寫長信給我，敘述趙亞曾之死，他曾痛哭幾次。此次原定趙亞曾等從徐州出發，在君聽說由四川到雲南的路上不太平，曾打電報叫他到重慶同行。亞曾回電說：「西南太平的地方很少，我們工作沒開始就改變路程，將來一定要一步不能出門了。所以我決定冒險前進。」不上一個月，他就死在昭通了。

　　亞曾生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他死時止有三十二歲。他的著作已有這許多種：

　　中國長身貝科化石（《古生物志》乙種第五號第二冊及第三冊）

　　中國北部太原系之瓣腮類化石（《古生物志》乙種第九號第三冊）

　　中國石炭紀及二疊紀石燕化石（《古生物志》乙種第十一號第一冊）

　　湖北宜昌興山秭歸巴東等縣地質礦產（與謝家榮同著，《湖北地質礦產》專刊第六號）

　　秦嶺山及四川之地質研究（與黃汲清同著，《地質專報》甲種第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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