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四回到地質學來(2)

十四回到地質學來(2)

　　在君從西南調查回到北平，是在民國十九年的夏季。那時我在上海已住了三年多，離開了北京已有四年多了。我已接受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新創立的編譯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的事，十月裡我到北平看定了房子，十一月回上海，準備搬家回北平去住。我從北平回到上海之後，三天之內，連得在君兩封信，都是勸我不要多喝酒的！這兩封短信最可以表示在君待朋友如何操心愛護，也最可以描寫他的風趣，所以我抄在這裡：

　　適之：

　　博生請吃飯的那一晚上，我就把你的《我的母親的訂婚》讀完了。這一篇在你的《文存》裡邊應該考第一！

　　爾和真是飯桶！你走了以後，他還給菘生說你描寫〔你母親〕辮子長是暗用「發長垂地」的典故！！

　　我以後看見莎菲，他給我說你臨走幾天，天天晚上鬧胃痛，很替你擔心。第二天看見寄梅，他說在天津給你同住，似乎沒有胃病。我事體近來大忙，就沒有立刻寫信給你。

　　但是屈指你將要離開上海了，在這兩個星期之中，送行的一定很多，惟恐怕你又要喝酒，特地寫兩句給你，勸你不要拼命！一個人的身體不值得為幾口黃湯犧牲了的，尤其不值得拿身體來敷衍人！……千萬珍重！

　　（弟文江十九年十一月九日）

　　第二封信說：

　　適之：

　　前天的信想不久可以收到了。今晚偶然看《宛陵集》，其中有題雲，「樊推官勸予止酒」，特抄寄給你看：

　　少年好飲酒，飲酒人少過。今既齒發衰，好飲飲不多。
　　每飲輒嘔泄，安得六府和？朝醒頭不舉，屋室如盤渦。
　　取樂反得病，衛生理則那！予欲從此止，但畏人譏訶。
　　樊子亦能勸，苦口無所阿。乃知止為是，不止將如何？

　　勸你不要「畏人譏訶」，毅然止酒。

　　（江頓首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附注】博生是陳博生，爾和是湯爾和，菘生是劉崇佑先生，莎菲是任叔永夫人陳衡哲，寄梅是周詒春先生。《宛陵集》是梅堯臣聖俞的詩集。

　　我是民國十九年（1930）十一月二十八日從上海全家搬回北平的。下午，火車過江，我在浦口車站上遇見劉瑞恒先生，才聽說那天上午蔣孟鄰先生辭教育部長之職已照準了，又聽說政府已任命孟鄰做北京大學的校長，但他未必肯就，已準備回到杭州去休息了。我回到火車上對我太太說：「糟糕！我搬回北京，本是決計不過問北京大學的事的。剛才聽說孟鄰今天被任命做北大校長。他回北大，我怕又逃不了北大的事了。」

　　我到了北平，知道孟鄰已回杭州去了，並不打算北來。他不肯回北大，是因為那個時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他回去也無法整頓北京大學。北京大學本來在北伐剛完成的時期已被貶作了「北平大學」的一個部門，到最近才恢復獨立，校長是陳百年先生（大齊）。那時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來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學人都紛紛南去了。一個大學教授的最高俸給還是每月三百元，還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個科長。北平的國立各校無法向外延攬人才，只好請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員儘量的兼課。幾位最好的教員兼課也最多。例如溫源甯先生當時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結果是這班教員到處兼課，往往有一個人每星期兼課到四十小時的！也有排定時間表，有計劃的在各校輪流輟課的！這班教員不但「生意興隆」，並且「飯碗穩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來同他們搶飯碗，他們還立了種種法制，保障他們自己的飯碗。例如北京大學的評議會就曾通過一個議決案，規定「辭退教授須經評議會通過」。在這種情形之下，孟鄰遲疑不肯北來做北大校長，是我們一班朋友都能諒解的。

　　那時有兩個朋友最熱心于北大的革新。一個是傅孟真，一個是美國人顧臨（Roger S.Greene）。顧臨是協和醫學院的院長，也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董事。他們找我商量，如何可以幫助孟鄰先生改革北大，如何可以從北大的改革影響到整個北平高等教育的革新。最主要的問題是：從那兒捐一筆錢做改革北大的經費？

　　這篇傳記不是敘述當年蔣孟鄰先生改革北大的歷史的適當地方。我只能簡單的說：當日傅孟真、顧臨和我長時間討論的結果，居然擬出了一個具體方案，寄給蔣孟鄰先生，他也很感動，居然答應來北大主持改革的計劃。這個方案即是次年（民國二十年）一月九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在上海開第五次常會通過的「中基會與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萬元，以五年為期，雙方共提出二百萬元，作為合作特別款項，專作設立研究講座及專任教授及購置圖書儀器之用」的合作辦法（此案大意見一月十二日上海各報），這個合作辦法的一個主要項目是設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選「以對於所治學術有所貢獻，見於著述，為標準」，其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應有一千五百元以內之設備費」。「研究教授每週至少授課六小時，並擔任學術研究及指導學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務或事務」。

　　丁在君就是孟鄰先生改革北大時新聘的研究教授之一。同時發表的研究教授共有十五人，名單如下：

　　理學院：丁文江　李四光　王守競　汪敬熙　曾昭掄　劉樹杞　馮祖荀　許驤

　　文學院：周作人　湯用彤　陳受頤　劉複　徐志摩

　　法學院：劉志　趙迺摶

　　在君在北京大學做了整整三年的地質學教授，從民國二十年秋季開學起，到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他接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時止。他自己說，這三年是他一生最快樂的三年。這是因為他是天生的最好教師，因為他最愛護青年學生，因為他真能得到教師的樂處。我在二十三年一月十九日有這一段日記：

　　在君來吃午飯，談了一點多鐘。他是一個最好的教師，對學生最熱心，對功課最肯費工夫準備。每談起他的學生如何用功，他真覺得眉飛色舞。他對他班上的學生某人天資如何，某人工力如何，都記得清楚。今天他大考後抱了二十五本試卷來，就在我的書桌上挑出三個他最賞識的學生的試卷來，細細的看了，說：「果然！我的賞識不錯！這三個人的分數各得八十七分。我的題目太難了！」我自己對他常感覺慚愧。

　　在君死後，我請他的助教高振西先生給《獨立評論》寫一篇《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在那篇很動人的紀念文字裡，他說：

　　……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三年，……我們曾得到直接受教的機會，而且相處有四年之久。我們真正的覺得，丁先生不只有作教師的資格，而且能全部的盡了他做教師的責任。

　　他是用盡了他所有的力量去教的。……他嘗說：「不常教書的人，教起書來真苦，講一點鐘預備三點鐘，有時還不夠！」他對於標本掛圖等類，都全力羅致，除自己採集繪製之外，還要請托中外朋友幫忙，務求美備。當時地質調查所的同事們曾有這樣的笑話：「丁先生到北大教書，我們許多人連禮拜天都不得休息了。我們的標本也給丁先生弄破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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