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三「大上海」的計劃與實施(3)

十三「大上海」的計劃與實施(3)

　　丁在君在上海就職之後一個月，國民革命軍就開始北伐了。在那半年之中，北伐軍到處勝利，7月佔領長沙，10月佔領漢口，11月佔領九江、南昌。11月裡江西的戰爭是國民革命軍和孫傳芳的主力軍隊作戰，因為陳調元已同南軍有接洽，孫傳芳大敗。江西大敗之後，孫傳芳曾秘密的跑到天津去見張作霖，謝罪求救。

　　在君當時的地位是很困難的。他對於張作霖的奉軍一系是向來厭惡的。他對於國民革命軍是有相當同情的。最近董顯光先生寫了一篇短文，題為《我和在君》，其中有這一段：

　　當年蔣總司令所統率的國民軍與吳佩孚軍在丁泗橋的大戰，實在是決定控制揚子江流域的重要戰爭。吳佩孚見兩軍相持不下時，便要求孫傳芳派幾師生力軍參加助戰。這時情勢緊急，孫的態度足以影響大局。於是蔣總司令便叫蔣百里（方震）透過他和在君的私人友誼關係說動孫傳芳，結果〔孫〕未曾派兵助戰，終使國民軍在丁泗橋一役獲得大勝。

　　顯光先生和在君曾在天津同寓很久，他又曾寫蔣介石先生的英文傳記，他的記載應該可信。這一個故事可以表現在君對於國民革命軍的態度。

　　傅孟真曾有一段很詳細的記述和分析，值得引在這裡：

　　在君常把這件事（就任淞滬總辦）的動機及下臺情景告我，告我時總有點「自解」的樣子，大約因為他聽到適之先生說我要「殺」他罷！

　　他認為改良中國的政治（他的政治大體上是行政）決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不可失機會。他之參加孫傳芳團體，是個三人團，陳陶遺、陳儀和他。他們三人想借機試驗一回。然而一到裡邊去，知道事實不如此簡單。孫傳芳要做的事，大者並不與他們商量。

　　孫在軍人中，很有才，很愛名譽，很想把事情辦好。只是有一個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識太缺乏了。注意，這句話是在君慣用來批評一切中國歷年來當政的軍人的。在君以為這些人中很多有才的人，有天生的才，只因為他們的知識不夠，故不能成大事。

　　迨孫傳芳與黨軍可和可戰的時候到了，孫不與他們商量，先決定了態度。迨武穴緊張的時候，在君（與陳陶遺君？）覺得非與孫徹底一談不可了，跑去陳說一番。孫說：「我本來也這樣想過，不過請你們看這一個電報。」這個電報是孫的在武穴的前敵總指揮打來的，電報的大意說：現在聽說聯帥有與赤軍（當時北方軍閥稱党軍曰赤軍）妥協的謠言，消息傳來，軍心不振。赤軍皆南人，我輩皆北人，北人受制于南人，必無好日子過，且必為南人所弄。必不得已，只有北人大聯合云云。

　　孫傳芳把電報給他們看完，便說道：我不能不同張家妥協。不然，我站不住。丁說：與二張（作霖、宗昌）妥協，政治上站不住。孫說：那就管不得這許多了。

　　當時在君告訴我很詳細，日子全有。可惜我不曾記下。（《獨立》第一八九號，頁十）

　　還有一個朋友，武進劉厚生先生，他是原來的江蘇三人團之一。那三人團是陳陶遺、劉厚生和在君。厚生晚年寫了一段追憶的文字，說孫傳芳秘密去天津求救于張作霖之後。

　　陳陶遺首先知道，派人到上海來，教我到南京勸說孫傳芳，因為……我沒有做他手下的官，……還有說話的地位。我……拉了丁在君同車往南京，先訪陶遺，陶遺電話通知孫傳芳之後，我與在君同去見他。但在君始終不開口，只是旁聽。我先問孫到天津見到張作霖了嗎，……他回答說：「我一到天津就見了大元帥，大元帥見了我，很高興，開口就說：『老弟，你來了好極了！以前咱們的事撩在一邊，永遠不提。以後咱們是一家人了，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我已打電報叫效坤（張宗昌）來天津大家商量辦法。』」我……輕輕的問孫傳芳：「看見了楊宇霆沒有？」這句話直刺他的心，他只說：「那小子！」以下就沒有聲音了。那以後就是我說話了。

　　我說：「我在上海聽說聯帥到天津求救于張作霖，所以特地跑來表明表明我們江蘇人的一點意見。第一、我們江蘇人普遍的怕鬍子，恨鬍子。……無論是張作霖、楊宇霆，我們江蘇人決不歡迎的。第二、我為聯帥設想，本為驅逐奉軍而來，結果反迎請奉軍來江蘇，豈不是「為德不卒」，前後兩歧？請你務必再四考量。第三、張作霖說他要派張宗昌來援助你打國民黨。請你想想，張宗昌的軍隊紀律很壞，不會有什麼戰鬥力，而奉天嫡系的楊宇霆卻在冷眼旁觀，將來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孫傳芳聽了，約摸有兩三分鐘不說話，忽然開口說：「劉先生，你有什麼高見？」我說：「聯帥本是應我們江蘇人的請求而來。勝敗兵家常事，我們決不埋怨你。但是聯帥要向那一方面低頭合作，似乎應該問問江蘇老百姓的意見。現在我老實說，江蘇老百姓寧可受國民黨的統治，決不願再受鬍子的騷擾。請你考慮。」

　　孫傳芳聽了我的一席話，當然很不痛快。他很堅決的回答我：「劉先生所談，不能說是沒有道理。但是我孫傳芳脾氣不好。我寧可啃窩窩頭，不願吃大米飯。我與國民黨是不能合作的。我可以告訴劉先生：蔣介石曾叫張群來找過我兩次，我已拒絕他。我對不起劉先生，也對不起江蘇人，我抱歉得很！」

　　我聽了這話，就站起來，說：「聯帥千萬珍重！」我同他一握手，就同丁在君一同辭別出來了。大門外就是火車站，站上還停著我和在君來時坐的專車。我們就坐了原車回上海。

　　冬天夜長，到了上海時，天尚未明。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的汽車到車站來接，在君叫汽車夫先送我回到法租界葆仁裡我家中。誰知汽車夫睡眼矇矓，把汽車撞在馬路中間一個水泥柱子上！蓬的一聲，車子震動的很厲害，汽車碰壞了，走不動了，我與在君都受了傷。幸喜有一個西洋人坐汽車經過，見我們的車撞壞了，連忙下車把我和在君扶下來，用他的汽車送我們到醫院。我的傷不重，略為包紮，先回家了。在君口鼻流血不止，只得住在醫院。

　　隔了一天，我到醫院去看他，他的鼻傷還沒有好，醫生說，還得用手術。我不免安慰他。在君笑了一笑，他說：「碰車的事，於你是無妄之災。我卻正可利用。我已有電報去南京，說明傷情，請准辭職，並請即派人接替。官場照例總得挽留一兩次。但我決不再到衙門了。已經有手諭：所有人員一概照常辦公，整理檔案簿冊，準備交代。」

　　一二日後，孫傳芳果然派人挽留在君。後來他知道在君受傷的實情，才令上海交涉使許沅代理總辦之職。在君不久就離開上海了。

　　劉厚生先生敘述在君受傷的情形，沒有記明日子。我那年12月31夜離開倫敦，坐輪船渡大西洋到紐約。1927年1月24日，我收到在君來信，說他12月31日辭職了。

　　那年五月，我從國外回到上海，在君已在大連鄉間休息了。在君歷年的積蓄是很細微的，在那個革命大動盪的時期，他還得籌款幫助他的大家庭避難的避難，上學的上學，所以他在大連的生活是相當困難的。

　　就在這困難的時期，他忽然得到了意外的救濟。這是一個很有傳奇性質的報德故事，值得特別記載在他的傳記裡。

　　翁詠霓記此事如下：

　　在君先生在民國十六年淞滬商埠總辦辭職後，生計極為困難，幸賴楊聚誠君贈送五千元，得以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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