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三「大上海」的計劃與實施

十三「大上海」的計劃與實施(1)

　　（1926）

　　丁在君在民國十五年（1926）二月南下，參加「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的「衛靈敦中國訪問團」的會議。

　　據辛醜（1901）條約原定的十三國賠款比率表，英國所得的賠款比例居第四位，占全數百分之十一有零。（俄國第一，占百分之二十九弱。德國第二，占百分之二十。法國第三，占百分之十六弱。日本第五，占百分之七？七三。美國第六，占百分之七？三二。）原定分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民國十一年（1922）十二月一日，英國政府通知中國政府，表示那年十二月一日以後應付的庚款，英國政府已準備用到于中英兩國互有利益的用途上。但因為次年（1923）以後，英國經過兩次大選舉和兩次政府更換，故這件退還庚款案延擱了兩年多，到1925年3月，下議院才通過二讀。原案主文是：1922年12月1日以後英國應得的庚子賠款得用於「教育的，或外交部長認為于中英兩國互有利益的其他用途」。原案並規定組織一個「顧問委員會」，考慮何種用途于中英兩國最有互惠的利益。

　　英庚款自從1922年12月1日以後，即保留作特別款項，不列入經常預算。從那一天算起，到預定的1945年庚款付清時止，總數約有七百萬英鎊，加上歷年利息四百多萬鎊，合計全數為英鎊一千一百十八萬有零。（依當時的匯兌率，此數約合美金五千五百萬元。）依照原定分期付款表，每年可得四十八萬五千英鎊。

　　這個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原案規定為十一人，其中至少須有女委員一人，中國委員二人。後因原擬的朱爾典（Sir John Jordan）死了，改定為中國委員三人。委員會主席為柏克司敦伯爵（Earl Buxton曾任郵傳部長、商務部長、南非洲總督），副主席為衛靈敦子爵（Viscount Willingdon曾任印度孟買省長及馬都拉省長）。女委員為安德生女爵士（Dame Adelaide Anderson）。英國委員中有牛津大學華文教授蘇狄爾（W.E.Soothill），有曼哲斯脫大學董事長倪丹爵士（Sir C.Needham），有滙豐銀行倫敦董事長阿提斯爵士（Sir Charles Addis）。中國委員三人為丁文江、王景春、胡適。

　　顧問委員會的英國委員在1925年在倫敦開會討論當時在中英關係日趨惡化的形勢之下，委員會的任務應如何進行。討論的結果決議：指定三個英國委員和三個中國委員合組「中國訪問團」，以衛靈敦子爵為團長，在中國會集，到各地徵求各界的意見，然後商討一個初步的方案，提出全體委員會作最後決定。這個「中國訪問團」的英國委員，除團長之外，是蘇狄爾教授與安德生女士。

　　衛靈敦子爵等三人是民國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上海的。在君和王景春先生都在上海。我從去年十月以來就在上海治病，沒有回北京去。訪問團的臨時秘書莊士敦（R.J.Johnston）也來了。

　　從三月初起，這個庚款訪問團開始工作。集會的地點在上海禮查飯店，在君和王景春先生和我也都搬來同住。訪問團的日程，依據我的日記殘本，大致是這樣的。

　　三月的大部分，在上海聽取中英兩國人士意見。

　　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五日，在漢口。

　　四月七日以後，在南京。

　　四月十六日以後，在杭州。

　　四月下旬，在上海。

　　五月中旬，在北京。

　　五月下旬，在天津。

　　五月二十五日，衛靈敦團長代表訪問團在天津發表一個書面的談話，總結我們在各地聽取的意見，說：我們不久即可擬具提出全體委員會的報告書，我們可以預告的是訪問團一致主張設立一個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會應有全權管理退還的英國部分的庚款。這個書面談話發表之後，訪問團就回到北京開始寫報告書。六月十八日安德生女士起程回國。六月十九日衛靈敦團長也離開北京回國了。王景春先生七月出國，經美國到倫敦開會。蘇狄爾教授留在北京，七月裡在哈爾濱和我會齊，同搭西伯利亞鐵路去英國開會。

　　在上列的日程裡，在君參加的是上海的先後各次集會，南京與杭州的訪問。漢口之行，他好像沒有參加。北京、天津的工作，他也沒有參加。倫敦的全體委員會，他也不能參加。

　　孫傳芳自任淞滬商埠督辦，而請丁文江做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的全權總辦，這是那年五月五日孫傳芳在上海總商會招待上海各界的茶會上才正式宣佈的。孫傳芳在那天的演說裡，還特別提到：

　　丁先生這回本是為了中英庚款的事到上海來的。因為我相信他不會為私人的利益犧牲公家的利益，因為我相信這個人的能力可以做到「大上海」的政策的實現，所以我特別請他擔任這件事。他現在竟肯擔任這件事，也是因為他對於這個政策有信心。

　　在君為了中英庚款的事要南來，這是幾個月之前預定的計劃。孫傳芳請他擔任淞滬總辦的事，他南下之前確不知道。孫傳芳向他談此事，已在衛靈敦子爵到上海之後了。在君先同我和王景春先生商量。我們都知道衛靈敦子爵（本名Freeman Thomas）在議會多年，又有過多年的行政經驗，是英國一個有名的政治家，所以在君要把這件事告訴他，請他依據他的政治經驗，給他一點意見。衛子爵曾同他長談幾次，很懇摯的鼓勵他勉力擔負這一件重要而困難的責任。

　　據在君自己對我說的，當民國十四年八月孫傳芳在杭州答應出兵援救江蘇的時候，他曾問在君，奉軍趕出江蘇之後，他自己肯不肯來幫幫他的忙。當時誰也沒有想到上海商埠督辦或總辦的事。在君最愛談這一段故事，他說：

　　孫馨遠說：丁先生，請你想想，你在哪一個方面可以幫我頂多的忙？

　　我說，我早已想過了。

　　孫問：哪一個方面？

　　我說：我曾想過，這時候中國頂需要的是一個最新式的、最完備的高級軍官學校。現在的軍官學校，甚至於所謂「陸軍大學」，程度都很幼稚。裡面的教官都太落伍了，不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這些軍官學校的專門訓練當然比不上外國同等的學校，而且軍事以外的普通學科更是非常缺乏。所以我常說：中國的軍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後。例如用翻譯教課，在中國各大學已經廢棄了二十年，而現在陸軍大學的外國教官上課，還用翻譯；學生沒有一個能直接聽講的。足見高等軍事教育比其他高等教育至少落後二十年。現在各地軍官學校教出來的軍官都缺乏現代知識，都缺乏現代訓練，甚至於連軍事地圖都不會讀！所以我常常有一種夢想，想替國家辦一個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軍官學校。我自信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軍官學校校長。

　　孫馨遠聽了大笑。他說：丁先生，你是個大學問家，我很佩服。但是軍事教育，我還懂得一點——我還懂得一點。現在還不敢請教你。

　　他說了又大笑。他當我說的是笑話！

　　【附注】這段話是我在三十年後的追憶，當然不是很正確的。但我寫此段，曾參考在君自己的文字，如他的《中國政治的出路》（《獨立評論》第十一號，頁三，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如他的《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獨立評論》第三十七號，頁六，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出版）。在那兩篇裡，他都說過：「目前的高等軍事教育比任何高等學校還要落後。」

　　在兩處他都舉用翻譯教課為落後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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