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二《玄學與科學》的論爭(3)

十二《玄學與科學》的論爭(3)

　　這種情形，不但英國如此，大陸各國同美國亦大抵如此。

　　所以在君對於當時的「科學破產」、「物質文明破產」的呼聲，是這樣答覆的：

　　歐洲文化縱然是破產（目前並無此事），科學絕對不負這種責任。因為破產的大原因是國際戰爭。對於戰爭最應該負責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這兩種人多數仍然是不科學的。……

　　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們的張之洞，要以玄學為體，科學為用。……所以歐美的工業雖然利用科學的發明，他們的政治社會卻絕對的缺乏科學精神。……人生觀不能統一，也是為此。戰爭不能廢止，也是為此。……

　　到如今，歐洲的國家果然都因為戰爭破了產了，然而一班應負責任的玄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卻絲毫不肯悔過，反要把物質文明的罪名加到純潔高尚的科學身上，說他「務外逐物」，豈不可憐！

　　第二個本題是：科學方法是否有益於人生觀？在君對這問題毫無猶豫。他深信「真正科學的精神」是最好的「處世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觀。他說《玄學與科學》長文裡最精采的一段是這一段：

　　科學不但無所謂「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什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才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領得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

　　這是一個真正懂得科學精神的科學家的人生觀，這是丁在君的人生觀。

　　傅孟真曾引在君的兩句名言：「準備著明天就會死，工作著仿佛像永遠活著的。」這兩句話，我只聽在君用英文說：Be ready to die tomorrow；but workas ifyou live forever.好像是他從什麼書裡記下來的。他曾問我這兩句話應該怎樣翻譯，我試了幾次，最後譯成白話的韻文，他好像頗滿意。我的譯文是這樣的：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拼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會死一樣。

　　這就是他理想中的「活潑潑地生活的樂趣」。

　　陶孟和也曾說，到過在君的地質調查所研究室的人，大概會記得他桌上的格言鏡框上寫著杜洛斯基的話：「勿悲愁、勿唏噓、勿牢騷，等到了機會，努力去幹。」（孟和原注：僅記大意如此。）這句話也有打動在君生平「不怨天，不尤人」的胸懷之處，所以他記在桌子上，做他的箴言。

　　在君的《玄學與科學》的主要論點，實在不過他後來自己指出的這兩個問題。他對這兩個問題的解答，我已引在上兩節了。此外的論爭，都是枝葉，都不免有點吳稚暉先生說的「鬥些學問的法寶」，鬥的把「官司打到別處去了」。我已指出「科學的知識論」是一個不幸的例子。其餘的枝葉問題還有許多。

　　一個是「科學方法是什麼」的問題。

　　在君對這問題，有「正式的」說法，有「非正式的」說法。先說他的「非正式的」說法。上文我引的那一段最精采、最美的文字裡，就有他從自己的科學工作裡得來的「科學方法」的意義。

　　時時想破除成見，……無論遇見什麼事，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

　　這就是科學的方法，也就是科學的精神。這就是赫胥黎說的人類的常識的推理方法，也可以說是「受約束的常識的推理方法」。破除成見是約束，平心靜氣是約束；拿論理（論理本身是常識）來訓練想像力，用經驗來指導直覺，也都是約束。科學的方法不過如此。

　　所以在君說：

　　科學方法和近三百年經學大師治學的方法是一樣的。

　　他又說：

　　……梁任公講歷史研究法，胡適之講《紅樓夢》，也是科學。

　　這都是在君用淺近的話，用平常經驗而不用科學術語來說明科學方法，所以我說是「非正式的」（Informal）說法。

　　這些話都是在君和我們幾個老朋友在那個時期（民國八年到十二年）常常說的。我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一篇長文裡，曾詳細列舉顧炎武、錢大昕、戴震、王念孫諸公治古音學、訓詁學、校勘學的許多實例，來說明這些經學大師的治學方法都有科學的精神，都合於科學的方法。我在我的《紅樓夢考證》的結尾，也曾指出我的考證方法是：「處處想撇開先入的成見，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處處尊重證據，讓證據做嚮導，引我到相當的結論上去。」在君和我都是最愛讀赫胥黎講科學方法的論文。赫胥黎在1880年曾有一篇講古生物學方法的通俗論文，題目叫做「沙狄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Zadig）。沙狄是伏爾泰（Voltaire）小說裡一個古代巴比侖的學者，他能從沙上石上的痕跡和路傍樹枝樹葉的情形，推斷一匹曾經跑過的馬身高五尺，尾長三尺半，嘴銜勒上帶有二十三「開」金子的飾品。赫胥黎說，一切所謂「歷史的科學」——歷史學、考古學、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那上推千萬年下推千萬年的天文學——用的方法都只是「沙狄的方法」。翻成中國話，這就是「考據」的方法。丁在君是終身做地質學和古生物學工作的人，所以他完全能夠瞭解「近三百年經學大師治學的方法」就是科學的方法，也能夠瞭解「胡適之講《紅樓夢》也是科學」。

　　但這一「枝葉」引起了許多從來不曾做科學工作又不曾做過嚴格的考據的人們的抗議，於是「官司又打到別處去了」。直到十多年之後，張東蓀先生還發表了一篇《考據方法是科學方法嗎？》（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天津《益世報》附刊《社會思想》第六十六期），還一板正經的擺出「三段論式」來證明胡適之的《紅樓夢考證》不是科學。

　　在君又曾「正式的」說明科學方法是什麼。他說：

　　我們所謂科學方法，不外將世界上的事實分起類來，求他們的秩序，等到分類秩序弄明白了，我們再想出一句最簡單明白的話來概括這許多事實，這〔概括的話〕叫做科學的公例。

　　他還有同樣的說法：

　　科學的方法是辨別事實的真偽，把真事實取出來詳細的分類，然後求他們的秩序關係，想一種最簡單明瞭的話來概括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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