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二《玄學與科學》的論爭

十二《玄學與科學》的論爭(1)

　　（1923）

　　（附論他的宗教信仰）

　　《努力週報》雖然是一個批評政治的刊物，但我們也曾討論到政治以外的一些問題。週報每月增刊一張《讀書雜誌》，其中就有我的長文《讀梁漱冥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又有顧頡剛和好幾位學者討論中國古史的文字。民國十二年一月七日的《讀書雜誌》第五期有在君的《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這是他介紹十七世紀的另一位奇人宋應星的一部奇書——《天工開物》。那部奇書在中國早已沒有傳本了，在君依據日本明和八年（1771）翻刻本，又參考江西《奉新縣誌》等書，為宋應星作略傳，此書後由陶湘先生印行，近年來翻印本有好幾種。十七世紀的兩個奇人，徐霞客與宋應星，他們的兩部奇書都是在君特別表彰提倡的。在《努力週報》上，在君的長文《玄學與科學》引起了更大又更長期的論爭。

　　在君的《玄學與科學》（《努力》第四十八、四十九期）是批評他的朋友張君勱先生在《清華週刊》上發表的一篇《人生觀》的講演。君勱講演的大意是：

　　……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單一性的。惟其有此五點，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而所謂古今大思想家，即對於此人生觀問題有所貢獻者也。……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結果為物質文明。……

　　科學之為用專注于向外，其結果則試驗室與工廠遍國中，朝作夕輟，人生如機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則不可得而知也。……一國偏重工商，是否為正當之人生觀？是否為正當之文化？在歐洲人觀之，已成大疑問矣。歐戰終後，有結算二三百年之總帳者，對於物質文明，不勝務外逐物之感。厭惡之論，已屢見不一見矣。

　　我摘抄出這兩段，認為君勱講演的大意，君勱必然說我「斷章取義」。但我曾細看他前後發表的幾篇文字，我不能不指出當日君勱所要提倡的和在君所引為隱憂的，其實都包括在這兩段文字裡。這裡表面上的問題是：「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但這問題的背後，還有一個問題：「科學專注于向外，……其結果為物質文明。歐戰終後，有結算二三百年之總帳者，對於物質文明，厭惡之論已屢見不一見矣。」科學及其結果——物質文明——不但是「已成大疑問」的東西，並且是在歐洲已被「厭惡」的東西，青年人當然應該回到那些「側重內心生活之修養」而「其結果為精神文明」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了。

　　所以在君當日把問題看作「玄學與科學為敵」的問題。他有信給他的地質學同志章演存（鴻釗）說：

　　弟對張君勱《人生觀》提倡玄學，與科學為敵，深恐有誤青年學生，不得已而為此文。……弟與君勱交情甚深，此次出而宣戰，純粹為真理起見，初無絲毫意見，亦深望同人加入討論。

　　他在《玄學與科學》長文的引言裡也曾說：

　　……我做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張君勱，是要提醒沒有給玄學鬼附上身的青年學生。

　　其實張君勱的論點，在民國八九年間梁任公先生發表他的《歐遊心影錄》時早已說過了。任公說：

　　……近代人因科學發達，生出工業革命，外部生活變遷急劇，內部生活隨而動搖。……唯物派的哲學家，托庇科學宇下，建立一種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把一切內部生活，外部生活都歸到物質運動的「必然法則」之下。……意志既不能自由，還有什麼善惡的責任？……現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機就在這一點。……這回大戰爭便是一個報應。……

　　……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拼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嚮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這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

　　任公在這一段文字之後，加上兩行自注：

　　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決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罷了。

　　但是當日隨同梁先生遊歷歐洲的張君勱先生竟公然「菲薄科學」了。這裡面當然有不少個人天資和早年教育的因素，不是語言文字所能爭辯折服的。君勱後來曾有這樣一段自白：

　　在君乎！君當記1919年寓巴黎之日，任公、百里（蔣方震）、振飛（徐新六）激于國內思潮之變，乃訪柏格森（Henri Bergson），乃研究文藝復興史。而吾處之漠然。何也？吾內心無此衝動也。及訪倭伊鏗（Rudolf Christoph Eucken），一見傾心，於是將吾國際政治學書束之高閣。何也？胸中有所融，不發舒不快矣。（《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

　　在同一篇富有傳記材料的長文裡，君勱說他在民國十一年為上海「國是會議」擬憲法草案，又作說明草案的理由書，題為《國憲議》，其中有批評歐洲的「富強政策」的長文。我摘引幾句：

　　……國而富也，不過國內多若干工廠，海外多若干銀行代表。國而強也，不過海上多幾隻兵艦，海外多占若干土地。謂此乃人類所當競爭，所應祈向，在十九世紀之末年或有以此為長策者，今則大夢已醒矣。

　　所以這位「大夢已醒」的玄學家張君勱先生對我們全國人說：「富強政策不足為吾國將來的政策。」他的理由是：

　　我國立國之方策，在靜不在動；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質之逸樂；在自給之農業，不在謀利之工商；在德化之大同，不在種族之分立。

　　我們懂得了這些自傳性的資料，才可以認識張君勱先生原是一位講究「精神之自足」的中國理學家，新近得到了德國理學家倭伊鏗先生的印證，就更自信了，就公開的反對物質文明，公開的「菲薄科學」，公開的勸告青年學生：科學無論如何發達，決不能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公開的宣傳他的見解：「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心生活的修養，其結果為精神文明。」

　　丁在君的《玄學與科學》共分十段：

　　一、引言：玄學鬼附在張君勱身上
　　二、人生觀能否同科學分家
　　三、科學的知識論
　　四、張君勱的人生觀與科學
　　五、科學與玄學戰爭的歷史
　　六、中外合璧式的玄學及其流毒
　　七、對於科學的誤解
　　八、歐洲文化破產的責任
　　九、中國的「精神文明」
　　十、結論

　　在君所謂「玄學」，只是指君勱所謂「初無論理學之公例以限制之，無所謂定義，無所謂方法」的思想。君勱原文說的是東西古今哲人的人生觀，他列舉的是東方的孔子、墨子、孟子、釋迦，西方的耶穌、蘭勃尼孳、黑智爾、叔本華、哈德門。他說：

　　若此者，初無論理學之公例以限制之，無所謂定義，無所謂方法，皆其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張之，以為天下後世表率，故曰直覺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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