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一北票煤礦公司(3)

十一北票煤礦公司(3)

　　這個《我們的政治主張》是民國十一年五月十四日發表的。我把這篇宣言的內容摘抄在丁在君的傳記裡，因為我想借這個綱領來表示在君和他的朋友們對於政治的根本態度和幾項比較具體的主張。

　　我們的根本態度是要國中的優秀分子「平心降格的公開『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下手的第一步是要求國中自命「好人」的人們出來批評政治，干預政治，改革政治。

　　《努力》第六、七兩期上有在君（筆名「宗淹」）答覆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的文字，在這些答覆裡，他曾特別說明「好人」應該怎樣嚴格的訓練自己做政治生活的準備。他提出四項準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作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在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這都是在君自己終身實行的生活。他和我們組織「努力社」，社員的標準是，第一要有操守，第二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

　　當時我們對於當前的政治問題的幾個比較具體的主張——即是上文第五項的（一）至（六）各目——在我們心目中，都算是「平心降格」的主張了。但後來事實上的演變，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主張都還是太樂觀的理想！例如「裁兵」，豈但沒有絲毫實行的希望！我們只看見民國十一年奉軍敗退出關之後天天增加兵力，改變編制，增添新式軍械重炮，天天作雪恥復仇的準備；直軍方面也同樣的增加兵力，天天作抵禦奉軍三度入關的準備。這種情形，在君看的最清楚，他在《努力》上曾發表好幾篇關於軍事的文字，都是用「宗淹」筆名發表的：

　　《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第一期，第三期）
　　《奉直兩軍的形勢》（附地圖。第一期）
　　《奉直戰爭真相》（第三期）
　　《廣東軍隊概略》（第五期）
　　《裁兵計劃的討論》（第十四期）
　　《湖南軍隊概略》（第十九期）

　　這些研究是他後來寫成一部專書《民國軍事近紀》（民國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起點。因為他常到熱河奉天去旅行，所以他最明白那時北方兩大系軍閥預備作戰的形勢。所以我們在九月裡，曾在《努力》上指出，「節省政費，裁了一千個冗員，還禁不起山海關附近的一炮！」所以我們建議：「（一）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個各省會議。（二）由北京政府公開的調解奉直的私鬥，消除那逼人而來的大戰禍。」這種建議，黎元洪不敢做，顏惠慶、王寵惠的內閣也不敢做，新召集的舊國會也不敢提倡。北方的戰禍不能消除，裁兵之論當然成了空話了。

　　再舉一個例子。我們曾主張「一個公開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後來國會是召集了，八月一日開會了，但不是「南北協商召集」的，只是當日暫時戰勝的直系軍人和他們手下的政客自作聰明，要樹立他們自己的「正統」地位，所以先擁護黎元洪複位，又把舊國會恢復了，叫做「法統重光」。「法統重光」的作用在於準備解決所謂「最高問題」，就是總統選舉的問題。他們把黎元洪的任期解釋作還剩一年零四個月，任滿之後，就可以由這個「法統重光」的國會選舉曹錕做總統了。我們主張一個公開的南北議和的和會，由和會議決召集民國六年被解散的舊國會，作為南北統一的一個條件，作為完成民國六年的「天壇憲法」的機構，而軍閥的門客早就打算好了要賄買那個舊國會作為選舉曹錕繼任黎元洪為總統的準備！

　　我舉這兩個例子來說明在君和我們當年組織《努力》來做批評政治，監督政治的一番熱心可以說是完全失敗的。民國十二年三月，我在《努力》第四十七期曾引用湯爾和對我說的幾句話，他說：

　　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努力週報》維持了一年半。十一年的十一月底，我病了。十二年（1923）一月十七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了政府任命彭允彝為教育總長的事，提出辭呈，辭去北大校長之職，辭呈裡明說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罪責。」他在各報上登了一個啟事，也明說「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之教育當局發生關係」。蔡先生的辭職，實際上是為了抗議財政總長羅文幹的被捕（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為了抗議當時已哄傳的「最高問題」（即曹錕公然收買國會議員，預備總統選舉）。我為了此事，從病中出來，在《努力》上發表了一些為蔡先生辯護的文字，又發表了幾篇關於羅文幹案及「賄買國會的問題」的文字（《胡適文存》二集原版卷三）。四月以後，在君力勸我專心養病，週報的事由他和高一涵、張慰慈、陶孟和幾位朋友維持，不要我做文章了。到十月初，國會賄選曹錕為總統果然成為事實。《努力週報》就自動的停刊了。

　　一年之後，張作霖準備好了，分五路大舉進兵，開始所謂「第二次直奉之戰」。當吳佩孚正在山海關支撐的時候，馮玉祥突然退兵轉向北京，一個晚上就佔領了北京，把賄選出來的曹錕拘禁起來了，發出通電令雙方停戰。吳佩孚倉皇敗退，坐軍艦航海南下，經由長江，直到嶽州。

　　勝利的軍人通電擁戴段祺瑞出來做一個傀儡的「臨時執政」。當時雖有「和平統一」的呼聲，雖有「善後會議」的號召，雖有孫中山先生的北來，但事實上還是一個軍人割據的局面。奉天系的力量，中間雖經過郭松齡的事變（十四年冬），仍是北方最強大的力量，不但能趕走馮玉祥的軍隊，控制北方的政局，並且在一年之內，派張宗昌的軍隊南下，攻取徐州，直入南京；又派邢士廉、薑登選南下，薑登選的軍隊駐紮徐州，邢士廉駐紮上海；後來又由「臨時執政」任命張宗昌做山東督軍，楊宇霆做江蘇督軍。於是奉軍的勢力從東三省一直達到南京、上海了。

　　那時候，江蘇省的紳士商人有個救援江蘇的秘密運動，奔走最出力是在君的兩個朋友，松江的陳陶遺，常州的劉厚生。他們知道在君的見識才幹，也知道他向來有改革政治的志願，所以他們常和他商量這個拯救江蘇的問題。

　　民國十四年（1925）七月，在君得到羅文幹從嶽州打來的密電，要他到嶽州去見吳佩孚。在君就向北票公司告假南下，到上海會見劉厚生等，細談江蘇在奉軍佔領後的情形，以及江蘇紳商想借客兵驅逐奉軍的各種企圖。在君從上海到嶽州，見了吳佩孚；回到上海後，孫傳芳派人來邀他到杭州去談談。在君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到上海報告他和孫傳芳、陳儀談話的經過。九月初，他仍由海道回天津去。

　　民國十四年的雙十節，孫傳芳在杭州宣佈組織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聯軍，討伐張作霖，公推孫傳芳為總司令，周蔭人為副司令，分五路進兵驅逐奉軍。陳調元在安徽，白寶山在江北，同時響應。在南京的楊宇霆首先渡江走了，在上海的邢士廉也走了。於是孫傳芳成了江蘇的統治者。

　　北票煤礦公司的董事會在天津開會，在君辭去總經理之職。在君辦北票煤礦前後近五年。在君辭去北票的事，似是在十四年底或十五年一月。十五年二月，在君為「中英庚款諮詢委員會」的事南下。當時他並沒有接受孫傳芳的何種委任。他所以要辭去北票煤礦的事，大概不但是因為他已決定不願在奉軍的勢力範圍以內做事了，並且還因為「中英庚款諮詢委員會」的原來計劃是需要他半年以上的時間，還需要他到英國去一次。（詳見第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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