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十一北票煤礦公司(2)

十一北票煤礦公司(2)

　　關於在君辦理北票煤礦公司的事，我差不多完全不知道。劉厚生先生的紀錄，我曾看過，實在也太簡略，沒有多少傳記資料。

　　這五年（1921—1925）之中，在君的生活有兩件事是值得記載的：一件是他和我們發起一個評論政治的週報——《努力週報》——這個報其實是他最熱心發起的，這件事最可以表現在君對於政治的興趣；一件是他在《努力週報》上開始「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展開了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一個大論戰。

　　《努力週報》是民國十一年（1922）五月出版的，出了七十五期，十二年十月停刊。

　　《努力週報》第一期付印之日正當所謂「直奉之戰」已開火的時期——直系和奉系的軍隊開火在四月二十六日，我們的第一期出版在五月七日，奉軍前兩天已在軍糧城敗退了。

　　週報的籌備遠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來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最早參加這個小團體的人不過四五個人，最多的時候從沒有超過十二人。人數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飯談論。後來在君提議要辦一個批評政治的小週報，我們才感覺要有一個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議的。在君提議：社員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須捐滿三個月之後，才可以出版。出報之後，這個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須繼續，到週報收支可以相抵時為止。當時大學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只有十四元。但週報只印一大張，紙費印費都不多，稿費當然是沒有的。所以我們的三個月捐款已夠用了，已夠使這個小刊物獨立了。

　　在君為什麼要鼓動他的朋友出來討論政治，批評政治，干預政治呢？我們一班朋友都不滿意於當時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潰以後所謂「直奉合作時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軍敗退出關以後曹錕、吳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這是不用細說的。在君常往來于瀋陽、北票、天津之間，他深知張作霖一系的軍隊和將校的情形，他特別憂慮在民九「直皖戰爭」之後將來必有奉系軍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個局勢之下中國政治必然會變成更無法紀，更腐敗，更黑暗。這是他時常警告一班朋友們的議論。他常責備我們不應該放棄干預政治的責任。他特別責備我在《新青年》雜誌時期主張「二十年不幹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話。他說：「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他在民國十二年有一篇《少數人的責任》，其中有幾句話差不多是專指我說的：

　　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家的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著手。（《努力》六十七期）

　　在朋友談話中，他常說的是：「不要上胡適之的當，說改良政治要先從思想文藝下手！」

　　在君常說，曾國藩的《原才》最值得我們想想。曾國藩在那篇文章裡說：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党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

　　我們試看他那篇《少數人的責任》的講演，就可以明白在君確曾深受曾滌生這篇文章的影響。在君說：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說：

　　只要有幾個人有百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

　　他又說：

　　只要有少數裡面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我們當日組織《努力週報》，實在可以說是在君這種精神鼓動起來的。《努力》第一期的發刊辭是我的《努力歌》，其中第一、第三兩節是：

　　「這種情形是不會長久的。」

　　朋友，你錯了。
　　除非你和我不許他長久，
　　他是會長久的。
　　天下無不可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說「不可為」，
　　那才是真不可為了。

　　這種思想，現在回想起來，都可以說是在君當日極力提倡的思想。

　　《努力》第二期登出《我們的政治主張》，是十六個人簽名的，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幹三位先生領銜，在君和我簽在最後。這篇《政治主張》在當時曾引起不少的討論，內容大致如下：一、政治改革應該有一個人人都能瞭解的目標。國內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是：在消極方面，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官吏；在積極方面，第一要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三、對今後的政治改革，我們有三個基本的要求：（一）一個憲政的政府；（二）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的用人等等；（三）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出來和惡勢力作戰。「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五、我們對於當前問題的意見：（一）要求一個公開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早日正式解決南北分裂的問題。（二）我們深信南北沒有不可和解的問題。對於南北議和的條件，我們要求（甲）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乙）和會應責成國會克期完成憲法，（丙）和會應該協商裁兵，（丁）和會一切會議都應該公開。（三）我們對於裁兵的問題，主張四點，其中一項「裁廢虛額，缺額不補」，是在君主張最力的。（四）我們提出一個「裁官」的辦法，並主張參酌各國文官考試法，規定「考試任官」與「非考試任官」的範圍與升遷辦法；凡屬「考試任官」的，非經考試，不得委任。（五）對於現行的選舉制度，我們主張廢除複選制，採用直接選舉制，並嚴定選舉舞弊的法律。（六）對於財政問題，我們主張「徹底的會計公開」，「根據國家的收入，統籌國家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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