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七地質科科長—地質研究所—北大地質系

七地質科科長—地質研究所—北大地質系

　　民國元年，在君在上海南洋中學教了一年書。他在這一年中，用生物演進的觀點寫了一部很好的「動物學教科書」。他的揚子江、蕪湖以下的地質調查，好像也是這時期調查的。這一年，他把他的四弟文淵帶到上海。文淵那時十四歲，「沒有進過學校，沒有學過英文，無法考入上海的中學，只好進了當年同濟的附屬德文中學。」文淵的自述如此（見他的《文江二哥教訓我的故事》，香港《熱風》半月刊二十二期，1954，8月1日），使我們回想，如果在君當年沒有被龍知縣救援出來，他的一生事業也許會被埋沒在那個風氣閉塞的泰興縣裡了。

　　民國二年的二月，在君到北京，做工商部礦政司的地質科科長。那時張軼歐先生做礦政司司長，他是一位有遠見的人，認識地質學的重要，在君和章鴻釗、翁文灝，都是他先後邀到工商部去的。張軼歐的計劃是要籌辦一個中國地質調查所。但當時中國缺乏地質學的人才，一般人士對於地質學的重要，毫無認識。當時北京大學因為地質一門招不到學生，竟把原有的地質門停辦了！

　　在君說：「我這一科裡有一個僉事，兩個科員，都不是學地質的。『科』是一個辦公文的機關，我的一科根本沒有公文可辦。我屢次要求旅行，部裡都說沒有旅費。只有兩次應商人的請求，由商人供給旅費，〔我〕曾做過短期的調查。」地質科科長沒有旅行調查的經費，當然沒有開辦地質調查所的希望了。

　　在君對於中國地質學的第一步貢獻是在訓練地質學的人才。他利用了北京大學停辦地質門的機會，把北京大學地質門原有的圖書標本借了過來，由工商部開辦一個地質研究班，後來稱為地質研究所。他把北京大學原有的一個德國教授梭爾格（Solger）請來幫忙。後來翁文灝先生從比國回來，就在地質研究所做主任教授。民國三年以後，在君自己擔任教古生物學。「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學。」

　　翁先生說地質研究所時代的丁在君的教學法：

　　他（在君）竭力主張注重實地觀察。他以為平常習慣由一個教授帶領許多學生在一學期內做一次或兩次旅行，教授匆忙的走，學生不識不知的跟，如此做法決不能造成真正地質人才。他以為要使學生能獨立工作，必須給他們許多機會，分成小組，自成工作。教授的責任尤在指出應解決的問題，與審定學生們所用的方法與所得的結果。他不但如此主張，而且以身作則，有很多次率領學生認真工作。他的習慣是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

　　在君先生的實地工作，不但是不辭勞苦，而且是最有方法。調查地質的人，一手拿錐打石，一手用指南針與傾斜儀以定方向，測角度，而且往往須自行測量地形，繪製地圖。這種方法，他都一絲不苟的實行，而且教導後輩青年也盡心學習。

　　這個地質研究所是民國三年開辦的，民國五年畢業。畢業的學生就在地質調查所擔任各地的調查工作。其中成績最好的人，逐漸被挑選送到國外去留學。中國地質學界的許多領袖人才，如謝家榮、王竹泉、葉良輔、李捷、譚錫疇、朱庭祜、李學清諸先生，都是地質研究所出來的。

　　地質研究所在民國五年以後，仍由北京大學收回，重辦理科的地質學系。當時在君同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商定，北大恢復地質學系，擔任造就地質人才的工作，地質調查所專做調查研究的工作，可以隨時吸收北京大學地質系的畢業生，使他們有深造的機會。

　　因為這種淵源關係，在君對於北京大學的地質學系總是很關切的。北大恢復地質學系之後，初期畢業生到地質調查所去找工作，在君親自考試他們。考試的結果使他大不滿意。那時候，他已同我很熟了，他就帶了考試的成績單來看我。他說：「適之，你們的地質系是我們地質調查所的青年人才的來源，所以我特別關心。前天北大地質系的幾個畢業生來找工作，我親自給他們一個很簡單的考試，每人分到十種岩石，要他們辨認。結果是沒有一個人及格的！你看這張成績表！」

　　我看那表上果然每人有許多零分。我問他想怎麼辦。他說：「我來是想同你商量：我們同去看蔡先生，請他老人家看看這張成績單。我要他知道北大的地質系辦的怎樣糟。你想他不會怪我干預北大的事嗎？」我說：「蔡先生一定很歡迎你的批評，決不會怪你。」

　　後來我們同去看蔡先生，蔡先生聽了在君批評地質系的話，也看了那張有許多零分的成績單，他不但不生氣，還很虛心的請在君指教他怎樣整頓改良的方法。那一席談話的結果，有兩件事是我記得的。第一是請李四光先生來北大地質系任教授。第二是北大與地質調查所合聘美國古生物學大家葛利普先生

　　（Amadeus William Grabau，1870—1946）到中國來領導古生物學，一面在北大教古生物學，一面主持地質調查所的古生物學研究工作。

　　這是民國九年（1920）的事。

　　葛利普先生不但果然來了，並且在中國住了二十六年，他死在中國，就葬在北大的地質館的大門前。葛先生來中國主持古生物學的教授與研究是中國地質學史上一件大事。在君自己曾略述葛先生的事蹟：

　　葛利普先生是德國種的美國人。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牧師，他卻極端反對神秘宗教。他原在哥侖比亞大學當了十六年的教授，到1917年美國加入了歐戰，各大學紛紛的發生反德運動，他遂被革了職出來。1920年他到中國來任北京大學地質系的教授，兼地質調查所的古生物主任。他不但是工作極勤而且是熱心教育青年的人。當北京大學屢次索薪罷課的時候，他總把地質系的學生叫到他家裡去上課。他因為風濕病的原故，兩腿不能走動，手指也都腫脹，然而他的工作比任何人要多。（《蘇俄旅行記》一，《獨立》第一〇一期）

　　在君死後，他的北大助教高振西曾指出葛利普先生教育出來的古生物學人才之多。他說：

　　「今日之中國古生物學家，如孫雲鑄、楊鐘健、斯行健、黃汲清、張席禔、樂森、田奇俊、朱森、陳旭、許傑、計榮森等，直接為葛先生之高足，而間接為丁先生之所培植
。」（高振西譯葛利普的《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注三。《獨立》第一八八期，頁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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