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八民國初年的旅行—太行山與山西鐵礦—雲南與四川

八民國初年的旅行—太行山與山西鐵礦—雲南與四川

　　民國二年十月，南通張季直先生（謇）到北京就農商部總長之職（原有的工商部和農林部合併為農商部）。他是提倡當時所謂「棉鐵政策」的。他的次長是武進劉厚生先生（垣），也是實業家，又是礦政司司長張軼歐早年在南洋公學時的國文教員。軼歐極力向這兩位新首長陳說設立中國地質調查所的重要。據厚生先生的記載，他做次長只做了三個月。三年一月底就因母喪回南了，但地質調查所的開辦費經常費的預算都已提出國務會議通過了，他還「依照張軼歐的計劃，用種種方法籌到五萬元一筆款子，作為地質調查所的開辦經費」。他說，他雖然沒有見過丁文江的面——因為他到山西調查礦產去了——但張軼歐已推薦他做地質調查所所長。厚生先生並且在臨走之前，鄭重的囑託張季直先生注意這個地質調查所，不可被人破壞。

　　在這個時候，在君和德國地質學者梭爾格（Solger）正在太行山裡旅行。在君十一月十三日到井陘礦務局的總機關所在地岡頭村，與梭爾格會合。他們先在岡頭同做了三天的調查研究，然後決定分工的計劃，梭爾格調查鳳凰嶺以北，在君調查鳳凰嶺以南。他們把井陘一帶的地形和地質調查明白了，於十一月二十六日會同從井陘步行到娘子關。因為下大雪了，他們改坐火車到太原，在太原住了兩天，十一月三十日到陽泉。他們花了八天工夫，調查正太鐵路附近的地層次序，煤鐵的價值。然後他們決定梭爾格擔任測繪鐵路以北的地圖，東到太行山邊，西到壽陽，北到盂縣；在君擔任測繪鐵路以南的地質圖，東到太行山邊，西到煤系以上的地層，南到昔陽的南境。

　　在君的路線是：十二月九日離開陽泉，經過義井、南天門，到平定；由平定上冠山，經宋家莊、鎖簧、穀頭、立壁，東上到浮山；從浮山南坡下來，到昔陽。又從昔陽順南河，到柴嶺，東南到蒙山，東北到鳳凰山，然後北上風火嶺，到張莊；再經馬房、立壁、西郊、東溝、白羊墅，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回到陽泉。

　　在君自己說：

　　我初次在北方過冬，禦寒的衣具本來不完備，而這兩星期中，早上出門的時候，溫度平均在零度以下八度，最低的時候到零度以下十八度。上浮山遇著大雪，上蒙山遇著大風——在蒙山頂上十二點的時候溫度還在零度以下十度，所以很苦。但是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做測量工作，興趣很好。回想起來，還是苦少樂多。

　　他的遊記的一部分——不太專門的一部分——見於他的《漫遊散記》第六、七、八章（《獨立》第十三，十四，十六期）。他這一次調查旅行的記錄有三個最重要之點：第一是他指出「太行山」一個名詞應該有新的地理學上的定義：那從河南的濟源、沁陽，到河北的阜平，山脈是南北行的，那才是真正的太行山。從阜平起，山脈轉向東北，繞到北平的北面，再向東連到山海關，這一段地質的構造極其複雜，與太行山本身不同，應該叫做燕山。他附帶的指出，太行山的「八陘」，根本沒有道理。其中軍都陘（即居庸關）、飛狐陘、蒲陰陘（即紫荊關），都在燕山，而不在太行山；而穿過太行山的路沒有一條比得上井陘的重要。

　　第二點是他指出，中國傳統地理學把山脈當做大水的分水嶺，是與事實不符的。例如唐河、滹沱河、漳河，「都從山西穿過太行，流到河北」。又如棉水、沾水，也都穿過太行。在君說：「可見得這些水道都與現在的地形有點衝突。研究這種水道的成因，是地文學上極有趣味的問題。」

　　第三點是，他的調查報告是中國地質學者第一次詳細的證實山西的「平定、昔陽的鐵礦不容易用新法開採，所以沒有多大的價值」。德國的地質學家李希霍芬男爵（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在太平天國亂後來遊歷中國，回去後發表了三大冊的報告，其中說到「山西真是世界煤鐵最豐富的地方：照現時世界的銷路來算，山西可以單獨供給全世界幾千年。」在君自己說他民國二年到山西調查鐵礦，「抱後來農商部又請了幾個瑞典地質學者安特生、丁格蘭等調查國內的鐵礦。地質調查所的中國地質學者也參加，並繼續這種調查工作。到民國十年（1921），調查所把多年調查的結果編成一部《中國鐵礦志》。翁文灝先生曾在《中國地下富源的估計》（《獨立》第十七期）裡總括民國十年的估計如下：

　　全國鐵礦砂總儲量是九萬七千萬噸，其中遼寧一省卻占了七萬四千萬噸。除了遼寧，在關內的只有二萬三千萬噸。就連遼寧在內，照美國每年要開採一萬萬噸的比例，也九年便可開完。所以中國的鐵礦真不算多。……

　　在君於民國二年十二月底從山西回到北京，第二天就奉到命令，派他到雲南去調查雲南東部的礦產。這時候他的父親吉庵先生死了，他回到家鄉，辦完父親的葬事，於民國三年（1914）二月三日從上海出發，取道香港、安南，乘滇越鐵路，於二月十三日再到昆明。他這一次單身作西南地質礦產的調查，走了一年，到民國四年（1915）初，才回到北京。黃汲清先生在《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獨立》第一八八期）裡，曾略記這一次的獨力調查旅行的路線及重要性如下：

　　丁先生第一次大規模的調查為民國二至三年雲南之行。他從安南入雲南，當即赴個舊看錫礦。隨至昆明，複北行考查，經富民、祿勸、元謀，過金沙江，至四川之會理。由會理折而東南行，再渡金沙江，入雲南東川府屬考查銅礦。複由東川東行入貴州威寧縣，又折而南，經雲南之宣威、曲靖、陸良，而返昆明。綜其雲南四川之行，除研究東川會理之銅礦，個舊之錫礦，宣威一帶之煤礦外，曾作有路線地質圖，表示地層及地質構造，曾特別研究寒武紀、志留紀、泥盆紀、石炭紀及二疊紀地層，採集化石甚多，一部分已經地質調查所研究出版。丁先生之工作，一方面改正法國人Deprat的錯誤，一方面建立滇東地層之基礎，為後來調查之基。

　　他在《漫遊散記》的第三章以下，曾把這一次長期旅行的不太專門的部分寫出來，共分五個大綱領：

　　一、雲南個舊的錫礦（《獨立》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期。）
　　二、雲南的土著人種（《獨立》第三十四、三十五期。）
　　三、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獨立》第三十六、四十二、四十六期。）
　　四、金沙江（《獨立》第四十八、五十二、八十三、八十四期。）
　　五、東川銅礦（《獨立》第八十五期。此題未完。他另有英文記東川銅礦，載在《遠東時報》Far Eastern Review，November，1915.）

　　他的任務是調查雲南東部的礦產，個舊本來不在他的調查路線之內。但他覺得到了雲南而不到個舊是可惜的，因為中國產錫占世界產錫的第三位，而個舊產錫占中國產額的百分之九十四五。所以他決定在向東去之前，先到個舊去看看。他在個舊調查了近兩個月——二月十九到四月十二日——他的四篇個舊遊記，寫個舊的地形，錫礦的分佈，土法採礦冶金業的大成功及其成功的天然因素，土法採礦的缺點，個礦採礦工人的痛苦生活，都是最有力量的記遊文字。

　　例如他寫背礦的工人：

　　背礦的工人用一個麻布搭連口袋，一頭裝上二十五斤礦砂，前後的搭在肩上。右手拿一根一尺多長的棍子做拐棒，……頭上裹一塊白布的包頭。包頭右邊插一根一尺長的鐵條，上掛著一盞油燈。包頭左邊插一根四寸多長的竹片或骨片。背礦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停。喘的聲音幾十步外都聽得見。頭上流下的汗把眼睛閉著了，用竹片抹去，再向前挨著爬走。洞子裡的溫度當然比洞外高。走到洞口，渾身上下都是汗，衣服擠得下水來。涼風一吹，輕的傷風，重的得肺炎肺癆。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容易死亡。工人的住處叫做伙房，是一間土牆的草蓬，幾十個人睡在一處。我曾在銀洞的伙房裡睡過一夜，終夜只聽見工人咳嗽的聲音，此停彼起，……我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

　　這樣描寫工人生活的文字是應該可以引起社會抗議的喊聲同勞工待遇的改革的。

　　在君寫雲南的土著民族和四川會理的土著民族的幾篇文字是他研究人種學的開端。他在前三年旅行西南時已注意到西南的土著民族了，這一次匆匆準備作礦產地質的調查，竟忘了作人種學研究的準備。所以他四月中從個舊回到昆明，在購買牲口，雇用伕子的十天之內，他用英國皇家學會的「旅行者指南」裡的圖樣，請雲南兵工廠給他做了一副量圓體徑的曲足規（Callipers），加上幾件普通測量用的儀器測杆、皮尺，這就是他研究人種學的工具了。

　　在《漫遊散記》裡，他記錄了他測量栗蘇、青苗、羅婺、羅倮四族人的結果。這裡還有他會見苦竹土司太太祿方氏——那位「我生平所見東方人中少有的美人」——的一段有趣味的故事。

　　在君死後，吳定良先生有《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一文（《獨立》第一八八期），指出他曾計劃「中國人體質之分類」的研究論文——

　　七八年前，在君先生即開始搜集材料，計共六十五組。其中由在君先生親自測量者十四組，約共一千一百余人，尤以蜀黔滇等省邊境諸土著民族測量材料為最可貴。又在君先生與許文生（Stevenson）、葛內恩（Graham）兩教授共同測量者兩組。其餘則為他人測量而經在君先生詳細校審認為可作比較資料者。

　　吳先生又說：

　　人體測量學之價值全視其測量之正確度而定。在君先生平時對於此點特別注意。其所採用之材料，據許文生氏言，曾費半年時間檢驗各組測量數值。如某組或某項測量有可疑或欠準確者，必盡使除去。其治學之精嚴如此。

　　測量之結果又視分析方法而定。在君先生所採用之方法有三種，皆統計學上認為最精確者。此實國內用數量方法研究科學之先導也。……

　　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在君有一篇英文的論文，題為On the Influence ofthe Observational Error in Measuring Stature，Span and Sitting-Height Upon the Resulting Indices，即是用三十六組材料，比較兩種指數之價值。此兩種指數，一為人的「立高」對「兩臂展開寬度」之比較，一為人的「立高」對「坐高」的比數。此文中應用潘匿托斯基氏公式（Poniatowski』s Formulas）證驗兩種指數是否曾受測量錯誤的影響。此文的結論是：一、就兩種指數價值而論，「漢人」（原文Chinese）與中國各地之「非漢人」（原文Non-Chinese）之體質有顯著的區別；二、證明此三十六組之指數並未受測量錯誤的影響（此三十六組中，二十一組為「漢人」，十五組為「非漢人」）。

　　在君用統計學的方法治學，並不限於人種學的研究。民國十二年他發表了一篇《中國歷史人物與地理之關係》（《科學雜誌》八卷一期，《東方雜誌》二十卷五期），就是試用統計學的方法來看中國歷史。

　　最精密又最有成績的，是他用統計學的方法來研究古生物。民國二十一年（1932），他在《中國地質學會會志》第十一卷發表了他的《丁氏石燕及謝氏石燕的寬高率差之統計研究》（英文，原題為A Statistical Study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dth-height Ratio of Spirifertingi and that of Spirifer hsiehi）。黃汲清先生說：「此文用統計學方法定兩種石燕之區別。此種方法亦可應用於他種古生物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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