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六第一次中國內地的旅行

六第一次中國內地的旅行

　　在君的第一次中國內地旅行，見於他的《漫遊散記》的第一部分。（《獨立評論》第五、六、八、九、十期）

　　5月12日，他到了昆明。那時葉浩吾先生（瀚）在雲南高等學堂做監督，他指導在君改服裝，做鋪蓋，雇人夫。他在昆明住了兩個多星期。5月29日上午，他裝了假辮子，留了小鬍子，穿上馬褂袍子，戴著黑紗的瓜皮小帽，同九個夫子，及雲南提學使派的兩名護勇，從昆明出發。

　　他走的路線是從昆明過馬龍、沾益、平彝，入貴州省境，經過亦資孔、毛口河、郎岱、安順，到貴陽。從貴陽經過龍裡、貴定、清平、施秉、黃平到鎮遠。他的一個同鄉從雲南普洱府知府任上回籍，約他在鎮遠候他同坐民船下水、沅江，到湖南的常德。在常德，他同他的同鄉分手，他自己雇小火輪到長沙。從長沙到漢口，經過上海回家。

　　從昆明到鎮遠，陸路走了一個月，6月29日才到鎮遠。7月6日從鎮遠坐船，7月13日到常德。他的遊記沒有說明他用的是陽曆或陰曆，有時他說「1911年5月10日到了勞開」，有時他說「宣統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了鎮遠」。那年陰曆有閏六月，而他的遊記從沒有提及閏六月，故我們可以斷定他用的是陽曆。陽曆5月29日從昆明出發，已是陰曆五月初二日了。7月13日到常德，已是陰曆六月十八日了。他經過長沙、漢口、上海（文淵按：在君家兄從漢口回家鄉，沒有經過上海。他是從漢口坐江輪直達南京。當時我奉了先父之命(我那時十五歲）。同了一個有旅行經驗的一個男僕，早先到了南京。去接候他。那時同鎮(黃橋）他的友人朱先志。是日本士官畢業生，在南京新軍當管帶。家兄和他是在日本認識的。家兄到了南京，他人為招待，每次也有我。我們以後從南京坐江輪回泰興，到八葦港下輪船，換乘民船去黃橋。），他到上海大概在陽曆的七月底，陰曆的閏六月初了。

　　我的朋友房兆楹先生和他的夫人杜聯喆女士合編的《增校清朝進士題名碑錄》的「附錄一」有《宣統三年遊學畢業的進士名錄》，其年「五月」有周家彥等五十七人的名錄（頁二四三——二四四），地質學者丁文江、章鴻釗、李四光（文淵按：家兄回家後，少住，就趕去北京，應遊學畢業考試，大約在陰曆八月的時候。地質學者李四光決不在內，房先生于此。必有錯誤。李四光先生在武昌起義以後，曾任教育廳廳長，以後自請以官費留學英國，習地質。我在1919年秋天到了英倫時。曾和丁巽甫去訪問過他，他在另一小城，已忘其名。家兄考中進士以後，回家的時候，就順道到了蘇州。他為省錢起見，就在蘇州和家嫂史久元女士結了婚，那時家嫂父母雙亡寄居在其六嬸左太夫人處。）三人也在此五十七人之內。依上文的年月推算，丁文江在宣統三年舊曆五月，還正在雲南、貴州旅行，決不會在北京應遊學畢業的考試。據房先生的自序，遊學畢業進士的名錄是從《學部官報》及《東方雜誌》采輯出的。此中可能有學部彙報國外留學生畢業名單，而被誤列為遊學畢業進士名錄的。在君遊記裡的年月至少可以幫助訂正房、杜兩先生的書中這一榜的錯誤，這一點是值得指出的。

　　在君的第一次內地旅行最可以表示他的毅力、勇氣、觀察力。他帶了許多書籍儀器，不走那最容易的海道，偏要走那最困難的雲南、貴州的長途——「每天所看見的，不是光禿禿的石頭山，沒有水，沒有土，沒有樹，沒有人家，就是很深的峽谷，兩岸一上一下都是幾百尺到三千尺；只有峽谷的支穀裡面，或是石山的落水塘附近，偶然有幾處村落」，「通省（貴州）沒有車輪子的影子」。

　　他從平彝起，「就自己用指南針步測草圖，並用氣壓錶測量高度」。他發現了武昌輿地學會的地圖，商務印書館的《最新中國地圖》，以及英、德、法、日文的一百萬分之一的地圖，都還是根據康熙年間天主教教士所測的地圖做藍本，所以「一條貫通雲貴兩省的驛道，在地圖上錯誤了二百多年，沒有人發現」。

　　他這次旅行不算是調查礦產地質的旅行，只是一個地理學者的旅行，作為他後來在西南調查礦產地質的準備。他在貴州的黃果樹，恰巧逢著「趕場子」的日子，看見許多奇裝異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貴州的土著民族，狆家子、青苗、花苗等。他自己說：「這第一次與西南土著民族的接觸，很引起了我對於人種學的興趣。」（民國三年，他第二次來遊，才開始做西南人種學的研究。）

　　作為地理學者的旅行，他的一篇《一千五百里的水路》（《獨立》九期），記水與沅江，是一篇很美，很有趣味的遊記。例如這一段：

　　在黔陽城西，沅水的正源從西來會〔合水〕。水的顏色是紅黃的，沅水是清的，所以沅水又叫做清水江。兩條水會合的地方，清水與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才完全混合。

　　這樣能作細密觀察的一位地理學者，只因為要挑出一些「比較有興趣的事情，給適之補篇幅」，所以他描寫貴州人民吃鹽的法子，偶然不小心，說的話就引起貴州朋友的抗議了。在君說：

　　我一到了貴州境內，就看見辣子，少看見鹽粑。大路邊的飯鋪子，桌上陳列的是白米飯、辣子、豆腐、素菜，但是菜裡面都沒有一顆一粒鹽屑。

　　在君死後，我的貴州朋友「壽生」先生曾指出，辣子同鹽分不得家，丁先生看不見菜裡有「一顆一粒鹽屑」，正同他看不見辣子的鹹味一樣，「誰見過有鹽屑的菜！」（壽生《文人不可知而不作》，《獨立》第一九六期）貴州人吃鹽比江浙人吃得更鹹，「食時菜數越少，吃鹽越重」。外省遊人單用眼睛去看，不用嘴去嘗，所以說錯話了。

　　在君從常德坐小火輪到長沙，為的是要拜訪他的恩師龍研仙先生。據朱經農記得的在君游南嶽時，有一首說：

　　海外歸來初入湘，長沙拜謁再登堂。
　　回頭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淚滿腔。

　　從1911年7月到1935年12月，可以說是二十五年前事了。

　　在君回到家鄉，大約在七月尾。七十多天之後，武昌革命就爆發了。丁文濤先生說：

　　弟自英學成歸國，適辛亥革命，邑中警報頻傳，不逞之徒乘機煽亂，萑苻遍地。弟抵裡，倡編地方保衛團。經費不給，則典鬻以濟之。又手定條教，早夜躬親訓練，以備不虞。卒之市民安堵，風鶴不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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