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史第十六章元稹、白居易(3)

第十六章元稹、白居易(3)

　　這個主張又見於元和三年【八〇八】白居易作府試官時所擬《進士策問》的第三問，意思與文字都與《策林》相同【《長慶集》卷三十，頁二一—二三】，可見他們深信這個采詩的制度。白居易在元和四年【八〇九】作《新樂府》五十篇，其第五十篇為《采詩官》，仍是發揮這個主張的，我且引此篇的全文如下：

　　采詩官　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誡，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興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豔詞悅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諍臣杜口為冗員，諫鼓高懸作虛器。一人負扆常端默，百辟入門兩自媚。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閟，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貪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群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種政治理想並不是迂腐不能實行的。他們不期望君主個個都是聖人，那是拍拉圖的妄想。他們也不期望一班文人的一字褒貶都能使「亂臣賊子懼」，那是孔丘、孟軻的迷夢。他們只希望兩種「民意機關」：一是許多肯說老實話的諷刺詩人，一是採訪詩歌的專官。那時候沒有報館，詩人便是報館記者與訪員，實寫人生苦痛與時政利弊的詩便是報紙，便是輿論。那時沒有議會，諫官禦史便是議會，采詩官也是議會的一部分。民間有了什麼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稅虐政，一班平民詩人便都趕去採訪詩料：林步青便編他的灘簧，劉寶全便編他的大鼓書，徐志摩便唱他的硤石調，小熱昏便唱他的小熱昏。幾天之內，街頭巷口都是這種時事新詩歌了。於是采詩禦史便東采一隻小調，西抄一隻小熱昏，編集起來，進給政府。不多時，苛稅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於是感恩戴德的小百姓，飲水思源，發起募捐大會，銅板夾銀毫並到，鷹洋與元寶齊來，一會兒，徐志摩的生祠遍於村鎮，而小熱昏的銅像也矗立街頭。猗歟休哉！文學家的共和國萬歲！

　　文學既是要「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故文學當側重寫實，「刪淫辭，削麗藻」「黜華於枝葉，反實于根源」。白居易說：

　　凡今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贊詠之制，往往有虛美者矣，有愧辭者矣。若行于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

　　且古之為文者，上以紐王教，系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于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于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碑誄有虛美愧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策林》六十八】

　　「尚質抑淫，著誠去偽」，這是元白的寫實主義。

　　根據于他們的文學主張，元白二人各有一種詩的分類法。白居易分他的詩為四類：

　　（1）諷諭詩：「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
　　（2）閒適詩：「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3）感傷詩：「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
　　（4）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他自己只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是值得保存流傳的，其餘的都不重要。都可刪棄。他說：

　　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義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其餘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與元九書》】

　　元稹分他的詩為八類：

　　（l）古諷：「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
　　（2）樂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
　　（3）古體：「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
　　（4）新題樂府：「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
　　（5）律詩
　　（6）律諷：「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
　　（7）悼亡
　　（8）豔詩【見《敘詩寄樂天書》】

　　元氏的分類，體例不一致，其實他也只有兩大類：

　　（一）諷詩：（1）古諷；（2）樂諷；（3）律諷
　　（二）非諷詩——古體，律體等。

　　元稹在元和丁酉【八一七】作《樂府古題序》，討論詩的分類，頗有精義，也可算是一篇有歷史價值的文字。他說：

　　樂府古題序　丁酉

　　詩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歎，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余，而作者之言【《長慶集》作「旨」，《全唐詩》同。今依張元濟先生用舊抄本校改本】。

　　由操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短長之數，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准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采民甿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調以配樂也。

　　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為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往採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

　　而纂撰者，由詩而下十七名，盡編為「樂錄」「樂府」等題。除鐃吹、橫吹、郊祀、清商等詞在樂志者，其餘《木蘭》《仲卿》《四愁》《七哀》之輩，亦未必盡播於管弦，明矣。

　　後之文人達樂者少，不復如是配別，但遇興紀題，往往兼以句讀短長為歌詩之異。……況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于文或有短長，於義鹹為贅剩。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複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

　　昨南【各本無「南」字，依張校】梁州，見進士劉猛、李余各賦古樂府詩數十首，其中一二十章鹹有新意。餘因選而和之。其有雖用古題，全無古義者，若《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特書列女之類，是也。其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則《田家》止述軍輸，《捉捕》詞先螻蟻之類，是也。劉李二子方將極意於斯文，因為粗明古今歌詩同異之音【似當作「旨】」焉。

　　他的見解以為漢以下的詩有兩種大區別：一是原有樂曲，而後來依曲調而度詞；一是原來是詩，後人採取其詞，制為歌曲。但他指出，詩的起源雖然關係樂曲，然而詩卻可以脫離音樂而獨立發展。歷史上顯然有這樣的趨勢。最初或採集民間現行歌曲，或樂人制調而文人造詞，或文人作詩，而樂工制調。稍後乃有文人仿作樂府，仿作之法也有兩種：嚴格地依舊調、作新詞，如曹操、曹丕作《短歌行》，字數相同，顯然是同一樂調，這是一種仿作之法。又有些人同作一題，如羅敷故事，或秋胡故事，或秦女休故事，題同而句子的長短，篇章的長短皆不相同，可見這一類的樂府並不依據舊調，只是借題練習作詩，或借題寄寓作者的感想見解而已。這樣擬作樂府，已是離開音樂很遠了。到杜甫的《兵車行》《麗人行》諸篇，諷詠當時之事，「即事名篇，無複倚傍」，便開「新樂府」的門徑，完全脫離向來受音樂拘束或沿襲古題的樂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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