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胡適 > 白話文學史 | 上頁 下頁 |
第十六章 元稹、白居易(2) |
|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覙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舊唐書》作「三四十」,誤。今據《長慶集》】。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以上是白居易對於中國詩的歷史的見解。在這一點上,他的見解完全與元稹相同。元稹作杜甫的墓誌銘,前面附了一篇長序,泛論中國詩的演變,上起三百篇,下迄李杜,其中的見解多和上引各節相同。此序作於元和癸巳【八一三】,在白居易寄此長書之前不多年【看《元氏長慶集》卷五十六】。 元、白都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的社會問題詩在當時確是別開生面,為中國詩史開一個新時代。他那種寫實的藝術和大膽諷刺朝廷社會的精神,都能夠鼓舞後來的詩人,引他們向這種問題詩的路上走。元稹受老杜的影響似比白居易更早。元稹的《敘詩寄樂天書》【《元氏長慶集》卷三十】中自述他早年作詩的政治社會的背景,最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當時一班詩人作「諷諭」詩的動機。他說: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七九四】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眾,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邑】?將某能遏亂,亂眾寧附,願為帥。名為眾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幾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為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樸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隤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闥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呆,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玩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複僻,懶人事;常有閒暇,間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複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 八世紀末年,九世紀初年,唐朝的政治到了很可悲觀的田地,少年有志的人都感覺這種狀態的危機。元稹自己說他那時候竟是「心體悸震,若不可活」。他們覺得這不是「嘲風雪,弄花草」的時候了,他們都感覺文學的態度應該變嚴肅了。所以元稹與白居易都能欣賞陳子昂《感遇詩》的嚴肅態度。但《感遇詩》終不過是發點牢騷而已,「彷徨抑鬱,不暇及他」,還不能滿足這時代的要求。後來元稹發見了杜甫,方才感覺大滿意。杜甫的新體詩便不單是發牢騷而已,還能描寫實際的人生苦痛,社會利弊,政府得失。這種體裁最合於當時的需要,故元、白諸人對於杜甫真是十分崇拜,公然宣言李杜雖然齊名,但杜甫遠非李白所能比肩。元稹說: ……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能所不能,無可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墓誌銘序》】 這還是大體從詩的形式上立論,雖然崇拜到極點,卻不曾指出杜甫的真正偉大之處。白居易說的話便更明白了。他指出李白的詩,「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而杜甫的詩之中,有十之三四是實寫人生或諷刺時政的;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類的話,李白便不能說,這才是李杜優劣的真正區別。當時的文人韓愈曾作詩道: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有人說,這詩是譏刺元稹的李杜優劣論的。這話大概沒有根據。韓愈的詩只是借李杜來替自己發牢騷,與元白的文學批評沒有關係。 元白發憤要作一種有意的文學革命新運動,其原因不出於上述的兩點:一面是他們不滿意於當時的政治狀況,一面是他們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老杜只是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沒有什麼文學主張。元白不但忍不住要說老實話,還要提出他們所以要說老實話的理由,這便成了他們的文學主張了。白居易說: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長慶集》作「憒」】發,或食輟哺,夜輟寢【此依《長慶集》】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這便是有意要作文學改革。他又說: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唐高宗名治,故唐人書諱「治」字,故改為「理」字,此處之「理道」即「治道】」;【上文元氏《敘詩》書的「理務因人」,「理亂萌漸」,皆與此同。】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 最末十四個字便是元白的文學主張。這就是說,文學是為人生作的,不是無所為的,是為救人救世作的。白居易自己又說: 是時皇帝【憲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 「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便是他們認為文學的宗旨。白居易在別處也屢屢說起這個宗旨。如《讀張籍古樂府》云: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又如他《寄唐生》詩中自敘一段云: 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唐生即是唐衢,是當時的一個狂士,他最富於感情,常常為了時事痛哭。故白居易詩中說: 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饑;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段秀實以笏擊朱】泚,尚書叱盜時【顏真卿叱李希烈】,大夫死凶寇【陸長源為亂兵所害】,諫議謫蠻夷【陽城謫道州】,每見如此事,聲發涕輒隨。…… 這個人的行為也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嚴肅認真的態度。他最賞識白居易的詩,白氏《與元九書》中有云: 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 唐衢死時,白居易有《傷唐衢》二首,其一有云: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皆怪怒,閒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荊棘生滿地。惟有唐衢見,知我平生志。一讀興歎嗟,再吟垂涕泗。因和三十韻,手題遠緘寄,致吾陳【子昂】杜【甫】間,賞愛非常意。…… 總之,元白的文學主張是「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這就是「文章合為事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注腳。他們一班朋友,元白和李紳等,努力作諷刺時事的新樂府,即是實行這個文學主義。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篇,有自序云: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總而言之,文學要為人生而作,不為文學而作。 這種文學主張的裡面,其實含有一種政治理想。他們的政治理想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之上,造成一種順從民意的政府。白居易說: 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合天下之耳聽之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合天下之目視之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合天下之心思之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一,兩目視之,心思之,則十步之內【疑當作「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也,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樞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啟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輔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鼓,建進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策林》七十,《長慶集》卷四十八】。 這是很明白的民意政治的主張【《策林》七十五篇,是元白二人合作的,故代表他們二人的共同主張】。他們又主張設立采詩之官,作為採訪民意的一個重要方法。故《策林》六十九云: 問:聖人之致理【理即治,下同】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遍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子大夫以為如何? 這是假設的問,答案云: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采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采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 他的理由是: 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聞《華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獲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徵稅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聞也。 |
學達書庫(xuoda.com) |
上一頁 回目錄 回首頁 下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