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史第十六章元稹、白居易

第十六章元稹、白居易(1)

　　九世紀的初期——元和、長慶的時代——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變動向來都是自然演變出來的，向來沒有有意的、自覺的改革。只有這一個時代可算是有意的、自覺的文學革新時代。這個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白居易與元稹，他們的同志有張籍、劉禹錫、李紳、李餘、劉猛等。他們不但在韻文方面做革新的運動。在散文的方面，白居易與元稹也曾做一番有意的改革，與同時的韓愈、柳宗元都是散文改革的同志。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本是北魏拓跋氏帝室之後。他九歲便能作文，少年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他為第一，除右拾遺；因他鋒芒太露，為執政所忌，屢次受挫折，後來被貶為江陵府士曹參軍，量移通州司馬。他的好友白居易那時也被貶為江州司馬。他們往來贈答的詩歌最多，流傳於世；故他們雖遭貶逐，而文學的名譽更大。元和十四年【八一九】，他被召回京。穆宗為太子時，已很賞識元稹的文學；穆宗即位後，升他為祠部郎中，知制誥。知制誥是文人最大的榮譽，而元稹得此事全出於皇帝的簡任，不由於宰相的推薦，故他很受相府的排擠。但元稹用散體古文來做制誥，對於向來的駢體制誥詔策是一種有意的革新【看他的《元氏長慶集》，《四部叢刊》本】。《新唐書》說他「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舊唐書》說他的辭誥「夐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

　　穆宗特別賞識他，兩年之中，遂拜他為宰相【八二二】。當時裴度與他同做宰相，不很瞧得起這位驟貴的詩人，中間又有人挑撥，故他們不能相容，終於兩人同時罷相。元稹出為同州刺史，轉為越州刺史；他喜歡越中山水，在越八年，做詩很多。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他回京為尚書左丞；次年【八三〇】，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五年【八三一】七月，死于武昌，年五十三【生於七七九】。

　　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生於大曆七年【七七二】，在杜甫死後的第三年。他自己敘他早年的歷史如下：

　　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于書屏下，有指「之」字「無」字示僕者，僕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暗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發早衰白……蓋以苦學力文之所致。又自悲家貧多故，年二十七方從鄉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與元九書》】

　　貞元十四年【七九八】，他以進士就試，擢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憲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召入翰林為學士；明年，拜左拾遺。他既任諫官，很能直言。元稹被謫，他屢上疏切諫，沒有效果。五年【八一〇】，因母老家貧，自請改官，除為京兆府戶曹參軍。明年，丁母憂；九年【八一四】，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當時很多人忌他，說他浮華無行，說他的母親因看花墮井而死，而他作《賞花》詩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他遂被貶為江州司馬。他自己說這回被貶逐其實是因為他的詩歌諷刺時事，得罪了不少人。他說：

　　凡聞僕《賀雨》詩，眾口籍籍以為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眾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致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號為沽譽，號為詆許，號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元和十三年冬【八一八—八一九】，他量移忠州刺史。他自潯陽浮江上峽，帶他的兄弟行簡同行；明年三月，與元稹會於峽口；在夷陵停船三日，他們三人在黃牛峽口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別。

　　元和十四年冬【八一九—八二〇】，他被召還京師；明年【八二〇】，升主客郎中，知制誥。那時元稹也召回了，與他同知制誥。長慶元年【八二一】，轉中書舍人。《舊唐書》說：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禦乖方，河朔複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二年﹞【八二二】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罷相，自馮翊轉浙東觀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鄰境，篇詠往來，不間旬浹。嘗會於境上，數日而別。

　　他在杭州秩滿後，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八二五—八二六】，複出為蘇州刺史。文宗即位【八二七】，征拜秘書監，明年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和三年【八二九】，他稱病東歸，求為分司官，遂除太子賓客分司。《舊唐書》說：

　　居易初……蒙英主特別顧遇，頗欲奮厲效報。苟致身於訏謨之地，則兼濟生靈。蓄意未果，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太和以後，李宗閔、李德裕用事，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太和五年【八三一】，他做河南尹；七年【八三三】，複授太子賓客分司【洛陽為東都，故各官署皆有東都「分司」，如明朝的南京，清朝的盛京；其官位與京師相同，但沒有事做】。他曾在洛陽買宅，有竹木池館，有家妓樊素、蠻子能歌舞，有琴有書，有太湖之石，有華亭之鶴。他自己說：

　　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楊貞一所贈】，舉陳酒【陳孝仙所授法子釀的】，援崔琴【崔晦叔所贈】，彈薑《秋思》【薑發傳授的】；《【舊唐書》】【脫「薑」字，今據】《【長慶集》】【補】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于竹煙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陶然石上矣。《【池上篇》】【自序】

　　開成元年【八三六】，除同州刺史，他稱病不就；不久，又授他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會昌中，以刑部尚書致仕。他自己說他能「棲心釋梵，浪跡老莊」；晚年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白衣鳩杖，往來香山，自稱香山居士。他死在會昌六年【八四六】，年七十五《舊唐書》作死于大中元年（八四七），年七十六。此從《新唐書》，及李商隱撰的《墓誌》。

　　白居易與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學改新運動的人：他們的根本主張，翻成現代的術語，可說是為人生而作文學！文學是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補察時政」，至少也須能「泄導人情」；凡不能這樣的，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在江州時，作長書與元稹論詩【《白氏長慶集》卷二十八，參看《舊唐書》本傳所引】，元稹在通州也有「敘詩」長書寄白居易【《元氏長慶書》卷三十】。這兩篇文章在文學史上要算兩篇最重要的宣言。我們先引白居易書中論詩的重要道：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呆，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

　　這是詩的重要使命。詩要以情為根，以言為苗，以聲為華，以義為實。托根於人情而結果在正義，語言聲韻不過是苗葉花朵而已。

　　泊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泄導人情。用至於諂成之風動，救時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刓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于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系其志，發而為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

　　這就是說，《楚辭》與漢詩已偏向寫主觀的怨思，已不能做客觀地表現人生的工作了。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謝靈運】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寖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矣。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余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

　　他在這裡固然露出他受了漢朝迂腐詩說的惡影響，把三百篇都看作「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的美刺詩，因此遂抹煞一切無所為而作的文學。但他評論六朝的文人作品確然有見地，六朝文學的絕大部分真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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