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史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話詩

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話詩(1)

　　第二編唐朝（上）

　　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話詩

　　向來講初唐【約六二〇-七〇〇】文學的人，只曉得十八學士，上官體，初唐四傑等等【看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卷六，頁一—三六】。我近年研究這時代的文學作品，深信這個時期是一個白話詩的時期。故現在講唐朝的文學，開篇就講唐初的白話詩人。

　　白話詩有種種來源。第一個來源是民歌，這是不用細說的。一切兒歌，民歌，都是白話的。第二個來源是打油詩，就是文人用詼諧的口吻互相嘲戲的詩。如我們在上編說的，應璩的諧詩，左思的《嬌女》，程曉的《嘲熱客》，陶潛的《責子》《挽歌》，都是這一類。王褒的《僮約》也是這一類。嘲戲總是脫口而出，最自然，最沒有做作的；故嘲戲的詩都是極自然的白話詩。雖然這一類的詩往往沒有多大的文學價值，然而他們卻有訓練作白話詩的大功用。鐘嶸說陶潛的詩出於應璩，其實只是說陶潛的白話詩是從嘲諷的諧詩出來的。凡嘲戲別人，或嘲諷社會，或自己嘲戲，或為自己解嘲，都屬這一類。陶潛的《挽歌》「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這是自己嘲戲；他的《責子》詩「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這是自己解嘲。從這裡再一變，便到了白居易所謂「諷諭」與「閒適」兩種意境。陶潛的詩大部分是「閒適」一類。「諷諭」一類到唐朝方才充分發達。

　　此外還有兩種來源。第三是歌妓。在那「好妓好歌喉」的環境之內，文學家自然不好意思把《堯典》《舜典》的字和《生民》《清廟》的詩拿出來獻醜。唐人作歌詩，晚唐五代兩宋人作詞，元明人作曲，因為都有這個「好妓好歌喉」的引誘，故自然走到白話的路上去。

　　第四是宗教與哲理。宗教要傳佈的遠，說理要說的明白清楚，都不能不靠白話。散文固是重要，詩歌也有重要作用。詩歌可以歌唱，便於記憶，易於流傳，皆勝於散文作品。佛教來自印度，本身就有許多韻文的偈頌。這個風氣自然有人仿效。於是也有做無韻偈的，也有做有韻偈的；無韻偈是模仿，有韻偈便是偈體的中國化了。如《高僧傳》卷十有單道開的一偈：

　　我矜一切苦，出家為利世。
　　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
　　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
　　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

　　同卷又有天竺和尚耆域作的一偈：

　　守口攝心意，慎莫犯眾惡，
　　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

　　這都是四世紀的作品。五六世紀中，偈體漸有中國化的趨勢。五世紀初期，鳩摩羅什寄一偈與廬山慧遠：

　　既已舍染樂，心得善攝不？
　　若得不馳散，深入實相不？
　　畢竟空相中，其心無所樂。
　　若悅禪智慧，是法性無照。
　　虛誑等無實，亦非停心處。
　　仁者所得法，幸願示其要。

　　慧遠答一偈：

　　本端竟何從？起滅有無際。
　　一微涉動境，成此頹山勢。
　　惑相更相乘，觸理自生滯。
　　因緣雖無主，開途非一世。
　　時無悟宗匠，誰將握玄契？
　　末問尚悠悠，相與期暮歲。

　　這竟是晉人的說理詩，意思遠不如鳩摩羅什原偈的明白曉暢。羅什是說話，而慧遠是做詩。慧遠不做那無韻的偈體，而用那有韻腳的中國舊詩體，也許他有意保持本國風尚，也許那時中國的大師還做不慣這種偈體。但六世紀的和尚便不同了。《續高僧傳》卷十九有慧可答向居士偈云：

　　說此真法皆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
　　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
　　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
　　湣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
　　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

　　這便是有韻腳的白話偈了。慧可死於六世紀晚年，他是一個習禪的大師，後來禪宗稱他為此士第二祖。《續傳》說他「命筆述意……發言入理，未加鉛墨」；又有「乍托吟謠」的話；大概慧可是六世紀一個能文的詩僧。

　　這四項——民歌，嘲戲，歌妓的引誘，傳教與說理——是一切白話詩的來源。但各時期自有不同的來源。民歌是永遠不絕的；然而若沒有人提倡，社會下層的民歌未必就能影響文士階級的詩歌。歌妓是常有的，但有時宗教的勢力可以使許多豔歌成為禁品，僅可以流傳於教坊妓家，而不成為公認的文學。嘲戲是常有的，但古典主義盛行的時期，文人往往也愛用古典的詩文相嘲戲，而不因此產生白話文學。傳教與說理也因時代而變遷：佛教盛行的時期與後來禪宗最盛的時期產生這一類白話詩最多；後來理學代禪宗而起，也產生了不少的白話說理詩；但理學衰落之後，這種詩也就很少了。

　　唐朝初年的白話詩，依我的觀察，似乎是從嘲諷和說理的兩條路上來的居多。嘲戲之作流為詩人自適之歌或諷刺社會之詩，那就也和說理與傳教的一路很接近了。唐初的白話詩人之中，王梵志與寒山、拾得都是走嘲戲的路出來的，都是從打油詩出來的；王績的詩似是從陶潛出來的，也富有嘲諷的意味。凡從遊戲的打油詩入手，只要有內容，只要有意境與見解，自然會做出第一流的哲理詩的。

　　從兩部《高僧傳》裡，我們可以看見，當佛教推行到中國的智識階級的時候，上流的佛教徒對於文學吟詠，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四世紀的風氣承清談的遺風，佛教不過是玄談的一種，信佛教的人盡可不廢教外的書籍，也不必廢止文學的吟詠。如帛道猷便「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僧傳》五】。他與竺道壹書云：

　　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詩，陵峰采藥。……因有詩曰：

　　連峰數千重，修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閒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這種和尚完全是中國式的和尚，簡直沒有佛教化，不過「玩票」而已。他們對於「孔釋」正同莊老沒多大分別，故他們遊山吟詩，與當日清談的士大夫沒有分別。這是一種態度。到了四世紀以後，戒律的翻譯漸漸多了，僧伽的組織稍完備了，戒律的奉行也更謹嚴了，佛教徒對於頌贊以外的歌詠便持禁遏的態度了。如慧遠的弟子僧徹傳中說他：

　　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扳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眾鳥和鳴，超然有勝氣。退還諮遠：「律禁管弦，戒絕歌舞；一吟一嘯，可得為乎？」

　　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為違法。」由是乃止。【《僧傳》卷七】

　　這又是一種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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