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史第六章故事詩的起來(3)

第六章故事詩的起來(3)

　　《孔雀東南飛》是什麼時代的作品呢？

　　向來都認此詩為漢末的作品。《玉台新詠》把此詩列在繁欽、曹丕之間。近人丁福保把此詩收入《全漢詩》，謝無量作《中國大文學史》【第三編第八章第五節】也說是「大抵建安時人所為耳」。這都由於深信原序中「時人傷之，為詩云爾」一句話【我在本書初稿裡，也把此詩列在漢代】。至近年始有人懷疑此說。梁啟超先生說：

　　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於六朝，前此卻無有【見他的「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關係」講演，引見陸侃如「孔雀東南飛考證」】。

　　他疑心這一類的作品是受了《佛本行贊》一類的佛教文學的影響以後的作品。他說他對這問題，別有考證。他的考證雖然沒有發表，我們卻不妨先略討論這個問題。陸侃如先生也信此說，他說：

　　假使沒有寶雲【《佛本行經》譯者】與無讖【《佛所行贊》譯者】的介紹，《孔雀東南飛》也許到現在還未出世呢，更不用說漢代了【《孔雀東南飛》考證，《國學月報》第三期】。

　　我對佛教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發生的絕大影響，是充分承認的。但我不能信《孔雀東南飛》是受了《佛本行贊》一類的書的影響以後的作品。我以為《孔雀東南飛》之作是在佛教盛行於中國以前。

　　第一，《孔雀東南飛》全文沒有一點佛教思想的影響的痕跡。這是很可注意的。凡一種外來的宗教的輸入，他的幾個基本教義的流行必定遠在他的文學形式發生影響之前。這是我們可以用一切宗教史和文化史來證明的。即如眼前一百年中，輪船火車煤油電燈以至摩托車無線電都來了，然而文人階級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卻還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至於民間的文學竟可說是至今還絲毫不曾受著西洋文學的影響。你去分析《狸貓換太子》《濟公活佛》等等俗戲，可尋得出一分一毫的西洋文學的影響嗎？——《孔雀東南飛》寫的是一件生離死別的大悲劇，如果真是作於佛教盛行以後，至少應該有「來生」「輪回」「往生」一類的希望【如白居易《長恨歌》便有「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的話。如元稹的《悼亡詩》便有「他生緣會更難期」，「也曾因夢送錢財」的話】。然而此詩寫焦仲卿夫婦的離別只說：

　　「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

　　「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

　　「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

　　——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

　　寫焦仲卿別他的母親，也只說：

　　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複怨鬼神。

　　這都是中國舊宗教裡的見解，完全沒有佛教的痕跡。一千七八百字的悲劇的詩裡絲毫沒有佛教的影子，我們如何能說他的形式體裁是佛教文學的產兒呢？

　　第二，《佛本行贊》《普曜經》等等長篇故事譯出之後，並不曾發生多大的影響。梁啟超先生說：

　　《佛本行贊》譯成華文以後也是風靡一時，六朝名士幾于人人共讀。

　　這是毫無根據的話。這一類的故事詩，文字俚俗，辭意煩複，和「六朝名士」的文學風尚相去最遠。六朝名士所能瞭解欣賞的，乃是道安、慧遠、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決不能欣賞這種幾萬言的俗文長篇記事。《法華經》與《維摩詰經》一類的名譯也不能不待至第六世紀以後方才風行。這都是由於思想習慣的不同與文學風尚的不同，都是不可勉強的。所以我們綜觀六朝的文學，只看見惠休、寶月一班和尚的名士化，而不看見六朝名士的和尚化。所以梁、陸諸君重視《佛本行經》一類佛典的文學影響，是想像之談，怕不足信罷？

　　陸侃如先生舉出幾條證據來證明《孔雀東南飛》是六朝作品。我們現在要討論這些證據是否充分。

　　本篇末段有「合葬華山傍」的話，所以陸先生起了一個疑問，何以廬江的焦氏夫婦要葬到西嶽華山呢？因此他便連想到樂府裡《華山畿》二十五篇。《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云：

　　《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啟母。母為至華山尋訪，見女，具以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

　　華山畿！
　　君既為儂死，
　　獨活為誰施！
　　歡若見憐時，
　　棺木為儂開！

　　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塚」。

　　陸先生從這篇序裡得著一個大膽的結論。他說：

　　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紀時是很普遍的，故發生了二十五篇的民歌。華山畿的神女塚也許變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東南飛》的作者敘述仲卿夫婦合葬時，便用了一個眼前的典故，遂使千餘年後的讀者們索解無從。但這一點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們說，《孔雀東南飛》是作于華山畿以後的。

　　陸先生的結論是很可疑的。《孔雀東南飛》的夫婦，陸先生斷定他們不會葬在西嶽華山。難道南徐士子的棺材卻可以從西嶽華山經過嗎？南徐州治在現今的丹徒縣，雲陽在現今的丹陽縣。華山大概即是丹陽之南的花山，今屬高淳縣。雲陽可以有華山，何以見得廬江不能有華山呢？兩處的華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與西嶽華山全無關係，兩華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沒有關係。故根據華山畿的神話來證明《孔雀東南飛》的年代，怕不可能罷？

　　陸先生又指出本篇「新婦入青廬」的話，說，據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青廬」是「北朝結婚時的特別名詞」。但他所引《酉陽雜俎》一條所謂「禮異」，似指下文「夫家領百餘人……挾車俱呼」以及「婦家親賓婦女……以杖打婿，至有大委頓者」的奇異風俗而言。「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不過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況且陸先生自己又引《北史》卷八說北齊幼主：

　　禦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

　　這也不過如今人的搭棚看戲。這種布棚也叫做「青廬」，可見「青廬」未必是「北朝結婚時的特別名詞」了。

　　陸先生又用「四角龍子幡」，說這是南朝的風尚，這是很不相干的證據，因為陸先生所舉的材料都不能證實「龍子幡」為以前所無。況且「青廬」若是北朝異俗，「龍子幡」又是南朝風尚，那麼，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紀，何以南朝風尚與北朝異禮會同時出現於一篇詩裡呢？

　　所以我想，梁啟超先生從佛教文學的影響上推想此詩作于六朝，陸侃如先生根據「華山」「青廬」「龍子幡」等，推定此詩作于宋少帝【四二三—四二四】與徐陵【死於五八三】之間，這些主張大概都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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