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中國學

中國學

　　不久以前，一個傳教士為了像他的同類一樣趕時髦，在他那系列學術短文的封面上，自稱為「宿儒」，鬧了許多笑話。這個念頭當然是極端滑稽可笑的。在整個帝國內，可以肯定沒有一個中國人敢斗膽妄稱自己為「（宿）儒」。中國的「儒」字，意味著一個學者或文人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然而我們卻常常聽到某個歐洲人被稱作為中國學家。《中國評論》的廣告裡說，「在那些傳教士中，高水平的中國學正被辛勤地耕耘著」。然後就開列了一批經常撰稿者名單，並宣稱，我們相信，「所有這些鼎鼎大名的名字本身，就是其扎實可靠的學問和對其研究主題融會貫通的象徵」。

　　眼下，要估價被稱為在華傳教士辛勤耕耘的學問之高深程度，我們不必拿德國人費希特在他《論學者的使命》的演講裡或美國人愛默生在其《文學倫理學》中所提出的高標準來衡量。比如，像前美國駐德公使泰勒先生，就被公認是一個大德國學家。不過，一個讀過幾本席勒劇本，在某雜誌發表過一些海涅詩歌譯作的英國人，儘管可以在他的社交圈子裡被認作是德國學家，但他自己卻絕不會在印刷品中公然以此自稱的。但如今在中國的那些歐洲人，他們只出版了幾本關於中國某些省份的方言錄或百來條諺語的彙編，就立刻會被冠以中國學家的美稱。當然，只是這麼稱稱倒也無妨，憑著條約中的治外法權，一個在中國的英國佬，只要他樂意，隨時都可以泰然自若地自稱為孔子，而不必擔心受到任何責罰。

　　我們之所以被引導來考慮這個問題，是因為有人認為，目前歐洲的中國學已經或正在超越早期開拓時期，即將要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了。在這一新的階段中，中國學的研究者將不再滿足於編纂字典或諸如此類的搬磚運土性質的基礎工作，而是試圖去撰寫研究專著，翻譯中華民族文學中最完美的作品，同時，還要以理性的思辨和充分的論據，去對中國文學聖殿中那些最受推崇的名字，加以評判乃至最終給予論定。現在，我們打算從如下幾個方面，來做點考察工作：首先，我們來看看所謂歐洲人的中國知識正經歷著上述轉換的說法，其真實程度究竟如何；其次，將看看以往的中國學都做過些什麼；第三，看看目前中國學的實際狀況如何；最後，再指出我們所設想的中國學到底應該是什麼樣的。常言道，一個站在巨人肩上的侏儒，很容易把自己想像成比巨人更加偉大。但儘管如此，也必須承認，那個侏儒，利用他位置的方便，將必定看得更加寬廣。因此，我們將站在前輩們的肩上，對中國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作一個鳥瞰。在這一過程中，如果我們提出與先輩們不完全相同的意見，這些意見，我們希望不要被看成我們有任何自炫高超的意思，我們宣稱不過是利用了我們所處位置的優越條件。

　　首先來看第一個問題。所謂歐洲人的中國知識發生了變化，這在我們看來頂多不過意味著掌握一門語言知識的較大部分困難已經得到排除。翟理斯博士說：「有一種流行的習見曾相信，掌握一門口語知識是件大難事，但現如今，莫說掌握一門口語知識，即便是學會一門漢語方言，也早已不再是歷史小說中的虛構情節。」的確，不僅口頭語言，甚至於書寫語言也是如此。一個英國領事館的翻譯生在北京住上兩年、在領事館工作一兩年，便能讀懂一封普通電文的大致意思。因此，說迄今在華外國人中的中國知識已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我們欣然承認；不過，對於超過這一界限的任何誇大其詞，我們則感到非常懷疑。

　　繼早期耶穌會士之後，馬禮遜博士那部著名字典的出版，被公正地認作是所有已取得的中國學研究成就之新的「起點」（Point de depart）。那部著作無疑留下了一座早期新教傳教士那種嚴肅認真、熱情誠摯和盡職盡責的紀念碑。在馬禮遜博士之後的一批學者中，德庇時爵士、郭士臘博士可以作為代表。德庇時爵士對中國人真的一無所知，他自己也夠誠實地承認了這一點。他肯定會講官話，並能夠不太困難地閱讀以那種方言寫成的小說。但是像他當時所掌握的那點中國知識，在現今怕是難以勝任任何一個領事館的翻譯職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仍能發現絕大多數英國佬對於中國人的看法，是受到他關於中國著作的影響。郭士臘博士的中國知識可能比德庇時爵士多一點。但他卻淺嘗輒止，不打算再作進一步的瞭解。已故的托馬斯·麥多士先生後來在揭露郭士臘的虛榮方面做得不錯。諸如此類的人還有傳教士古伯察和杜赫德。此後，我們莫名其妙地找到了蒲爾傑（Boulger）先生，在最近出版的新著《中國歷史》中，他把上述這些人引作權威。

　　在法國，雷慕沙是歐洲所有大學中最先獲得漢學講座教授席位的人。對於他的工作，我們還無法做出適當的評價。但他有一本引人注目的書——法譯中文小說《雙堂妹》。那本書，利·亨特（Leigh Hunt）讀過，由他推薦給卡萊爾，再由卡萊爾傳給約翰·斯特林（John Stirling）。誰讀過此書後都覺喜愛，說它一定出自一個天才之手，「一個天才的龍的傳人」。這部小說在中國名叫《玉嬌梨》，是一部讀來十分愉快的書，但它只是中國文學中一個二流作品的代表，而且即便是在二流作品中也不占很高位置。不過，一想到出自中國人腦袋瓜的思想與想像實際上已得到像卡萊爾和利·亨特這些人的理解，總還是令人高興的。

　　繼雷慕沙之後的漢學家有儒蓮和波迪埃（Pauthier）。德國詩人海涅曾說，儒蓮有一個奇妙而重要的發現，即波迪埃先生一點也不懂漢語，而後者也同樣有一個發現，即儒蓮全然不懂梵文。然而，這些著作家所做的開拓工作卻是非常重要的。他們的優勢在於對於本國的語言駕輕就熟。另一個可以提及的法國著作家，是德理文。他的唐詩翻譯是對中國文學一個部門的突破性工作，此種工作在此前後曾長期得不到進展。

　　在德國，慕尼黑的帕拉特博士出版了一部關於中國的書，題為《滿族》。像德國人寫的其他著作一樣，這是一部無懈可擊的佳作。其明顯意圖是要勾勒出中國滿族王朝起源的歷史面貌。但該書的後一部分涉及有關中國問題的其他內容，就我們所知，是用歐洲文字寫成的其他任何一部書中所無法找到的。像衛三畏博士的那部《中國總論》之類的書，同它比起來，就只能算是一部小人書罷了。另一個德國漢學家是馮·斯特勞斯（Von Strauss）先生，1866年被普魯士吞併之後的小德意志公國的前任大臣。這個老臣卸任後一直以研究漢學自娛。他出版過一部《老子》譯著，最近又出版了一部德譯《詩經》，據在廣東傳教的花之安先生認為，其中的某些部分還是蠻不錯的。據說他對《詩經》中的《頌》的翻譯，也很有神韻。遺憾的是，我們沒能獲得這些書。

　　以上我們提到的這些學者們，可以被認作是早期的漢學家。其工作始于馬禮遜博士字典的出版。第二個時期的出現，則是以兩部權威著作為標誌的：一是威妥瑪爵士的《自邇集》；另一是理雅各博士的《中國經典》翻譯。

　　說到第一部，那些中國知識現已越過能講官話階段的西方人可能會不屑一顧。儘管如此，它卻是所有已出版的關於中國語言的英文書中，在力所能及範圍內的一部最完美的大作。而且這部書被寫出是時代呼喚的必然結果。諸如此類的書必須被寫出，瞧！它被寫出了，在某種程度上說，它的寫出既拿走了同代人的所有機會，也不會有來自未來的競爭。

　　那些中國經典的翻譯工作肯定有人做，也是時代的必然要求。理雅各博士完成了它，結果出了一打巨大的、規模駭人的東西。如果單從數量上來看，確實是驚人的、了不起的成就。面對著這些卷帙浩繁的譯著，我們談起來都有點咋舌。不過必須承認，這些譯著並不都令我們滿意。巴爾福先生公正地評論說，這些經典的翻譯，大量地依賴了所生造的專門術語。我們感到理雅各博士所使用的術語生澀、粗疏、很不適當，有些地方簡直不合語言習慣。這是就形式而言。至於內容，我們不想貿然發表意見，還是讓廣東的花之安牧師來作評判。花之安牧師曾對我們說：「理雅各博士關於孟子的注釋，表明他對孟子其書缺乏哲學的理解。」可以肯定，如若理雅各博士沒有在頭腦中，設法將孔子及其學派的教義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加以把握，他是無法讀懂和翻譯這些作品的。然而使人驚奇的是，無論是在注釋中，還是在專題論述中，理雅各博士都沒漏過一個字詞能表明他對孔子教義的確是作為一個哲學的整體來理解的。因此，他對這些經典價值的評判，無論如何也不能作為最後的定論來看待。新的翻譯者還將接踵而來。自從上面所提到的兩種著作出現以後，又有許多關於中國的著作陸續問世，其中，的確有幾部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但我們覺得，還沒有一部能表明中國學已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首先有偉烈亞力先生的《中國文學劄記》。但它僅僅是一部目錄，而不是一本帶有一丁點文學意味的書。另一本是已故梅輝立先生的《漢語指南》，它當然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優秀著作，但在已出版的關於中國的著作中，它確實要算一部最嚴謹、認真而不裝模作樣的大作了。並且它的實用性，也僅次於威妥瑪的那部《自邇集》。

　　另一個有名望的中國學家是英國領事館的翟理斯先生，像所有早期的法國漢學家一樣，翟理斯先生擁有令人羡慕的文學天賦，文風清晰、生動而優美。他所接觸的每個問題，無不立刻變得明晰而易懂。他在選擇值當他那支筆的題目時並不很幸運。不過也有一兩個例外。一個例外是《聊齋志異》的翻譯，它可以被視為中文英譯的典範。但是，《聊齋志異》儘管是極為優美的文學作品，卻仍然不屬中國文學的最上乘之作。

　　繼理雅各博士翻譯中國經典的盛舉之後，巴爾福先生最近出版的關於莊子《南華經》的翻譯，肯定是抱負最高的作品。我們承認，當第一次聽到這本譯著預告的時候，期待和高興的程度絕不亞於聽到一個英國人進入中國翰林院的消息。《南華經》被中國人公認為民族文學精華中最完善的作品之一。自從公元前2世紀以前該書誕生以來，它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幾乎不下於儒家學派的著作。以後歷朝歷代，富於詩意和想像力的文學作品，在語言與精神上均受到了它的主導性影響，就像四書五經對於中國哲學著作所發生的影響那樣。然而，巴爾福先生的作品一點也算不上翻譯，簡直就是胡譯。我們承認，貿然給予這部肯定花費了巴爾福先生多年心血的譯作以此種評價，我們的心情是沉重的。但我們已經冒犯了它，只能希望這種評價能更加到位。我們相信，假如我們提出莊子哲學的準確理解和解釋問題，巴爾福先生是絕不會屈尊來參加我們的討論的。最近新出的《南華經》中文本編輯林希沖，在編者前言中寫道：「要閱讀一部書，必須首先弄懂每個單字的意思；只有弄懂了每個單字的意思，才能正確分析每個句子的語法結構；只有搞通了每個句子的語法結構，才能理解段落的安排。做到了以上幾點，才能最終獲得整個篇章的中心思想。」然而巴爾福先生翻譯的每一頁，都表明他有許多單字的意思未能弄懂，未能對句子的語法結構做出正確的分析，也沒有準確地理解段落的安排。如果我們所設想的上述觀點能夠被證實，正如它們很容易就被證實的那樣，只需看看其關於語法和句法規則方面的理解水平，就能非常清楚地得知巴爾福先生未能準確地把握《南華經》的中心思想了。

　　在目前所有的中國學家中，我們傾向於把廣東的花之安牧師放在首位。雖然我們並不認為花之安先生的成果比其他人更有學術價值或文學價值，但我們發現幾乎他所寫的每個句子，都表明了他對文學和哲學原則的某種把握，而這正是我們在同時代的其他中國學家的作品中所見不到的。至於我們所構想的這些文學和哲學的原則究竟是什麼，必須留待本篇的下一部分裡再談了。屆時，我們希望能夠闡明中國學的研究方法、目標和對象。

　　（原載於1883年10月《字林西報》，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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