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一個偉大的漢學家

一個偉大的漢學家

　　當你試圖成為一個偉大的學者時，不要忘記做一個理性的君子。
　　當你試圖成為一個偉大的學者時，不要成為一個傻瓜。
　　——《論語》第六篇

　　我最近閱讀了翟理斯博士的《中國紀事》，而且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想起另一位英國領事霍普金斯先生的一句話：「當在中國的外國居民把一個人作為漢學家來談論的時候，通常他們是把他看作傻瓜。」

　　翟理斯博士有一個偉大的漢學家的名聲。考慮到他寫的著作的數量，他也不算浪得虛名。但是，我認為，現在是時候對翟理斯博士著作的質量和真正價值試著進行正確的評估了。

　　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具有超過古今其他所有漢學家的優勢，他擁有文學天賦，他能寫出優美的合乎語言習慣的英文。但是另一方面，翟理斯博士完全缺少哲學洞察力，而且有時候甚至連普通的判斷力都沒有。他能夠翻譯中文的句子，但是他不能理解和解釋中國的思想。在這一點上，翟理斯博士具有和中國文人相同的特徵。孔子說：「當人們的教育或者書本知識打敗了他們的天生品質時，他們就成了文人。」

　　對中國的文人來說，書籍和文學作品只不過是寫書的材料，他們因此得以一本接一本地著書立說。他們生活、行動、存在於書的世界中，與真實的人類生活的世界沒有什麼關係。文人不知道書籍和文學作品只不過是達到另一目的的方法。而在真正的學者看來，對書籍和文學作品的研究只是他們解釋、批評和認識人類生活的手段。

　　馬修·阿諾德說過：「或者通過理解所有的文學作品——這是人類精神的完整歷史——或者把單一的一國的偉大的文學著作當做一個有關聯的整體來理解，文學的力量才能被感知。」但是翟理斯博士所有的著作中，沒有一句話能透露出翟理斯博士曾經考慮或試圖把中國的文學當作一個有關聯的整體來考慮的跡象。

　　正是由於翟理斯博士身上缺乏哲學的洞察力，在他的書中材料的安排方面，他才顯得如此無助。以他的大字典為例。它根本不是一本字典。它僅僅是翟理斯博士翻譯的一本漢語詞匯和句子的彙集，其中沒有任何選擇、排列、順序或者條理的努力。作為一本供學者使用的字典，翟理斯博士的這本字典的價值絕對趕不上衛三畏博士所編的舊字典。

　　必須承認，翟理斯博士的那本傳記詞典，是一本工作量巨大的著作。但是在這裡，又一次顯示出翟理斯博士完全缺乏最普通的判斷力。在這樣的一部著作中，人們期望能找到的只是對真正著名的人物的短評。

　　這裡有一群為國家戰鬥而流血的人，
　　還有一些人在世時為聖潔的祭司，
　　有的是虔誠的詩人，曾吟唱出不遜于福波斯的詩句，
　　有的則是具有創造精神的藝術家，
　　讓人民的生活多姿多彩，
　　還有一些人也留下了讓人懷念的業績。

　　但是，我們發現，在這部字典中，古代的聖賢和英雄，與神話中的虛構人物並列，陳季同將軍、辜鴻銘先生、張之洞總督和劉布船長並列，而最後一個人僅僅成名於以無數的香檳酒來招待他的外國朋友。

　　最後，翟理斯博士最近出版的書《紀事》，我擔心，它不會提高翟理斯博士作為一位有判斷力和辨別力的學者的名聲。其中所選的絕大部分主題，都沒有現世的、實際的或者人性的價值。實際上，似乎翟理斯博士不厭其煩地寫出這些書，並不是為了告訴世界關於中國人和他們的文學的任何東西，而是為了展示翟理斯博士是一個多麼有學問的漢學家，以及他如何比其他所有人都更瞭解和理解中國。此外，翟理斯博士，在這裡與別處一樣，表現出一種苛刻而好鬥的教條主義，既缺乏哲理，又不符合一個學者的標準，令人不快。正是像翟理斯博士這樣的漢學家的這些特徵，恰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言，致使在真正的遠東外國居民中，漢學家和漢語學者成為笑柄，為人嘲笑，留下了特別的名聲。

　　在此，我將從翟理斯博士最近出版的書中選擇兩篇文章，並且試圖說明，如果迄今外國學者關於中國的學問和中國的文學這一主題的著作都沒有人性的或者實際的意義，那麼這種錯誤並非中國的學問和中國的文學本身的問題。

　　第一篇文章的題目叫《何為孝》。這篇文章的觀點主要集中於兩個中國漢字的意思。孔子的一個弟子問他：「何為孝？」孔子說：「色難。」

　　翟理斯博士說：「兩千多年過去了，問題依然存在，那就是這兩個漢字意味著什麼呢？」在引用和排除了本國和外國同一領域的學者們的所有解釋和翻譯之後，翟理斯博士理所當然地發現了它的真正含義。為了展示翟理斯博士那苛刻而沒有學者風度的教條風格，我將在此引用他宣佈他的發現的原話。翟理斯博士說：

　　在上述議論之後，要宣佈它的內涵像印花稅票一樣外露，也許有些專橫，但是，所有你必須所做的事，就像這首詩所說的，應該是：

　　彎下腰，它就在那裡，
　　探尋它，不要左顧右盼。

　　當子夏問孔子「何為孝」時，後者簡單地答道：「色難。」「色」就是詳細說明它，「難」就是很困難。這是一個最容易理解而且最恰當的回答。

　　在此，我不願討論精妙的中文語法，以此來說明翟理斯博士的錯誤。在此，我只想說，如果翟理斯博士的假設是正確的，即把漢字「色」當成動詞，那麼在正確的合乎文法的中文裡，這句話是不會說成「色難」的，而是用「色之維難」來形容它。如果漢字「色」在這兒被用做動詞，那麼這裡的非人稱代詞「之」是絕對不可缺少的。

　　但是，除了不符合準確的語法之外，翟理斯博士所給出的對孔子回答的翻譯，當把它放到整個上下文中來看時，根本就是既無要點，也沒有意義。

　　子夏問：「何為孝？」孔子答曰：「難點是做法。僅僅是當有事需要做的時候年輕人去做，當有酒食之時家中的長輩可以先享用，你真的認為那就是孝嗎？」現在，上文所有的觀點就在於此，重要的不是你應該對你父母履行什麼責任，而在於你如何——用什麼方式，用什麼態度去履行那些義務。

　　我想在此說明，孔子的道德教義的偉大與真正功效，恰恰在於翟理斯博士未能看到的這個要點，即在道德義務的履行上，孔子強調的重點不是做什麼，而是如何去做。因為在這裡，展現的是所謂的道德和宗教之間的區別，是道德行為準則與偉大的真正的宗教導師有生命力的教義之間的區別。道德的導師只是告訴你，什麼樣的行為是有道德的，而什麼樣的行為是不道德的。但是，真正的宗教導師不只告訴你這些。真正的宗教導師，不僅諄諄勸導人們外在的行為做法，而且強調方式的重要性，即行為的內在性質。真正的宗教導師教導說，我們行為的道德與不道德，並不在於我們做了什麼，而在於我們如何去做。

　　這就是馬修·阿諾德所說的基督在他的教義中使用的方法。當一個可憐的寡婦給了一點點錢時，基督提醒他的門徒注意，不是她給了什麼，而是她以什麼方式給。道德家們說：「你不許犯通姦之事。」但是基督說：「我對你說，無論誰，當他貪婪地看著一個女人時，他就已經犯了通姦罪。」

　　同樣地，孔子時代的道德家們說，孩子們必須為他們的父母砍柴挑水，把家裡最好的食物和酒讓給父母——那就是孝。但是孔子卻說：「不，那不是孝。」真正的孝並不在於純粹地表面上服侍父母。真正的孝在於我們如何，以什麼方式、以什麼精神去履行這些責任。孔子說，難點是做事的方式。我最後想說的是，正是通過他教義中的這種方法的功效，審視道德行為的內在性質，孔子才成為一個偉大的真正的宗教導師，而不是像一些基督傳教士所說的，僅僅是一個道德家或哲學家。

　　為了進一步闡釋孔子的方法，我將以中國現在的改革運動為例。那些號稱改革論者的滿清官吏，受到了外國報紙的熱烈歡迎，他們正大張旗鼓地進行改革——甚至想去歐洲和美國，試圖找到適合中國的改革方案。但不幸的是，拯救中國不是依賴於這些改革派官吏的改革內容，而是依賴於這些改革措施得以實現的方式。不過很遺憾，這些改革派官員跑到歐洲和美國去研究憲法，而不是待在家裡好好研究孔子。因為在中國，這些官吏只有抓住了孔子教義的核心和他的方法，並在這次改革運動中專心於做的方式而不是做的內容，才能使混亂、不幸與苦楚從目前的改革運動中消失。

　　我將簡要研究翟理斯博士《中國紀事》中的另一篇論文，題目是《四個階層》。

　　日本人末松男爵在一次會見時說，日本人把他們的人民分為四個階層：士兵、農民、工匠和商人。對此，翟理斯博士說：「將『士』翻譯成『士兵』，這是不對的；那是後來的意思。」翟理斯博士進一步說：「『士』這個詞最早使用的含義是指文官。」

　　不過，事實恰恰相反。「士」這個詞最早的用法，是指古代中國的君子，就像現在歐洲那些佩劍的貴族階級一樣。因此，軍隊裡的官兵才被稱為士卒。

　　古代中國的文官階層，都被稱為「史」——clericus。當中國的封建制度被廢除時（公元前2世紀），打仗不再是君子的唯一職業，文官階層的崛起日益重要，他們成為立法者，形成了長袍貴族階層，以區別于佩劍貴族，即「士」。

　　武昌總督張之洞先生有一次問我，說外國領事是文職官員，為什麼穿禮服的時候要佩劍。我回答說：因為他們是「士」，他們不是中國古代那種文官學者，而是一名君子，他肩負武器並在軍隊中服役。總督先生表示贊同，並于次日下令武昌的學堂，讓所有學生都換穿軍用制服。

　　因此，翟理斯博士提出的漢字「士」到底是指文官還是指軍人的這個問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為在將來中國是獨立自主、還是受外國支配的問題，都依賴於中國究竟是否會擁有能幹的軍隊，而且這個問題又依賴於中國那些受過教育的統治階級究竟是否會恢復「士」字的真正的古代的含意和概念，即不做文官學者，而是肩負武器、有能力保衛他的國家不受侵略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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