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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與無政府狀態(1)


  箴言

  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任務是什麼?
  是解放,不僅是愛爾蘭人民的解放,希臘人的解放,
  或其他國家人民的解放,而且是全人類的解放,
  特別是已經成熟了的歐洲人的解放。

  ——海涅《旅遊印象》

  毫無疑問,對於許多人來說,所謂的遠東問題無非是指最近的事變後清帝國的前景問題。但人們只要對此稍為認真地加以思考,就不能不注意到問題並未就此完結。因為在貿易和金融的純經濟問題、以及因國際物質利益糾紛而引起的和平與戰爭的政治問題上,遠東問題裡還涉及到一個道德的問題,一個比中華帝國的政治前途更為嚴峻抑或更為現實的大難題。

  歐洲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歷史告訴我們:「在法蘭西的克勒芒(Clermont)舉行的第二次宗教會議上,教皇(烏爾班二世)親自向廣大民眾發表過一次激動人心的演講,在演講的過程中,人們那被抑壓的情感驟然爆發,同時聽眾中升起『DeusVult』(上帝之意)的呐喊。」而今在我們看來,那些民眾的感情似乎很難叫人理解。確實,當我們今天以本世紀眼光去看待他們當時所施行的愚蠢的宗教計劃和狹隘的政治計劃時,十字軍東征對於那些一心想去踐踏東方民族的歐洲人,顯然是場勞命傷財、昏聵糊塗的運動。然而,當我們去研究歐洲民族的理性與道德發展路徑的時候,就不得不承認,那十字軍東征儘管是一場出於自願和頭腦昏聵的狂熱與貪婪的遠征,但其對於人類種族文明的完善無疑仍具有嚴肅的道德動機和道德作用。對於那一行動上,其也許看起來頑固貪婪,但確實含有「上帝之意」。因為我們知道,中世紀十字軍東征的最後結果,首先便意味著打碎當時歐洲的拘謹古板的寺院文明。十字軍東征之後,在歐洲贏來了馬丁·路德及其新教改革。所以,基佐先生在他的《文明史》一書中指出:「十字軍東征的最終結果,是通向人類精神解放的一步。」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歐洲各民族目前在遠東的行徑——這在德國被叫做「KolonialPolitik」(殖民地政策)——誰都不懷疑,這是十九世紀的現代遠征,儘管表面上看起來大體不過是一場貪求物質利益並著眼於貿易目的的自私行動,但其對於人類種族文明的完善,也還是有一個道德的動機和道德作用的。當德國皇帝在基爾(Kiel)莊嚴宣告「上帝之意」寄于現代遠征的時候,那種場面和他那陌生的中世紀語言,使人非常奇妙地想起1095年在法國克勒芒的情景。誰知道這場被稱之為「殖民地政策」的現代遠征之最後結果,不會像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時的基督教一樣,即使不完全改變現代歐洲文明與社會結構,也會使其在修正中結束呢?正是這一思想,而不是什麼黃種人將來可能入侵的觀念,激起了這位顯然是中世紀歐洲最後的一位皇帝,去繪製了他那幅著名「黃禍」的圖景。

  不過確實,對於任何不辭辛苦去研究遠東民族的道德文化和社會秩序的人來說,黃種文明本身如何會對歐洲人構成一種潛在威脅,實在讓人難以思議。歐洲人,尤其是那些講求實惠的英國人,他們習慣把現代政治經濟學家所說的「生活水平」看作是衡量一個民族的道德文化或文明的標準,在他們眼裡,中國和東方民族的實際生活無疑是十分低劣和難如人意的。然而,生活水平本身卻並不是一個民族文明的標尺。在今天的美國,生活水平比在德國要高得多。可儘管一個美國百萬富翁的兒子會認為某所德國大學教授的生活水平簡單、相對低下,因此要懷疑教育在該大學的價值,但我相信,沒有一個有教養的人在遊歷了這兩個國家之後,會承認德國人不如美國人文明。

  實際上,生活水平完全可以作為文明的「條件」來考慮,它卻不是文明本身。舉一個物理現象來說明:熱在一個動物體內是生命和健康的條件,但是動物體內的溫度本身卻並非是衡量其內部結構組織完好或粗劣的真正與絕對的標準。一個結構組織真正完好的動物軀體會因某種反常原因而變得很冷。同樣,某一民族的生活水平也可能由於某種經濟原因而變得十分低下,但它本身卻不是該民族道德文化或文明的證據。愛爾蘭的土豆歉收和大不列顛長期持續的貿易蕭條,可能極大地降低了這些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人們卻不能由此判斷說愛爾蘭人和英國人已經變得不怎麼文明。

  然而假如單純的生活水平不是文明——那麼什麼又是文明呢?要解釋全世界各國的文明就好比對單個人來說什麼是真正的教育那樣,實在很難下一個確切的定義。不過,我倒是可以通過一具體事例來闡述我對文明的理解。

  1816年,英國皇家海軍巴茲爾·霍爾(BasilHall)上尉訪問朝鮮時,有一位年老的朝鮮下級官吏曾給他留下了這樣的印象:「他那種彬彬有禮和悠然自在,實在令人欣羡。考慮到迄今為止他很可能連我們的生存方式也一無所知時,卻能在行為舉止上表現出這種得體有禮的風度,僅此似乎已表明而毋需別的情形來證實:他不僅已進入到社會上層,而且已達到其所在社會的文明的高度。實際上,讓人感到奇妙的是,在不同的國家,無論社會狀況可能存在多大的差異,其禮貌都是大體相同的。這種優良品性在那位朝鮮官員身上便得了極好的證實。當他樂於我們請他幹什麼和無論我們對什麼事情似乎表示關切的時候,他便立即懷有興趣。他十分好問,一旦發現任何起初使他感到過迷惑的事物的用途時,總是高度地滿足。但他並不一下子過分地表示讚賞之情,他肯定可以被看成是一個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的教養好、觀察敏銳的人。」

  我所謂的文明就是如此。一切能夠產生像霍爾上尉上面所描述的這樣一種樣子的人的社會,便是一個文明的社會。如果說以上解釋說明了在遠東民族的文明裡有教養者或社會上層的典型特徵,那麼已故麥嘉溫(Macgowan)博士下面對中國人特性的描述,則可說明那種文明對於下層民眾的影響。

  麥嘉溫博士說:「在前面所述中國人的工商業生活中,可以注意到這個民族的一個顯著特徵,即他們的結合能力。這種能力是文明人的主要特徵之一。對於他們來說,由於生來崇尚權威和恪守法紀的天性,組織與聯合行動是件容易的事情。他們的馴良不同於那種精神分裂而遭致閹割的民族,而是由於其自我管束的習慣,和地方性、公共或市政事務中長期聽任其『自治』(Self-government)的結果;可以說他們的國家,立于人人自治自立之上。倘若這些人中最貧窮可憐、最不文明的部分將他們自己置身於一個孤島之上,他們也會像在原來地區生活、受過理性民主薰陶的人們那樣,很快便將自己組成一個完整的政治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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