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衙門論文集文明與無政府狀態(2)

文明與無政府狀態(2)

　　從以上對遠東民族文明的說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這樣一種文明本身不可能對歐洲民族構成潛在威脅。然而儘管如此，必須承認，目前在歐洲和遠東之間確實有一種文明競爭在進行著。不過在我看來，這種競爭似乎並不是一種黃種文明與白種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更似一種遠東文明與那種可稱之為「歐洲中世紀文明」之間的衝突。

　　任何一個有興趣研究歐洲現代制度之精神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最近一百年來，在通常所謂「自由主義」的名義下，歐洲一直滋長著一種新的道德文化意識，和一種迥異於那可稱作古代中世紀文化與秩序的新社會秩序觀念。在本世紀末，即第一次法國大革命之前，一個名叫杜·克羅斯（DuClos）的法國人曾說：「Ilyaungermederaisonquicommencea Sedevelopper en France（在法國，有一種理性的胚芽正開始滋長）。」無疑，一般認為，嚴格說來，今日所謂的自由主義的那些思想和概念都是由本世紀法國哲學作家們第一次真正認識並傳播開去的。但值得奇怪的是，迄今為止一直沒有人知道也估計不了這些法國哲學家的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應歸功於他們對耶穌會士帶到歐洲的有關中國的典章制度所作的研究。現在無論何人，只要他不厭其煩地去閱讀伏爾泰、狄德羅的作品，特別是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就會認識到中國的典章制度的知識對他們起了多大的促進作用：如果它對杜·克羅斯所謂的「理性胚芽」的興起沒起什麼作用，至少對我們今天所講的自由思想之迅速發展與傳播是起過促進作用的。眾所周知，那種「理性胚芽」最終發展成為自由主義思想，它在本世紀帶來了歐洲中世紀制度的「culbutegeneral」（全面解體）或徹底崩潰。

　　這對上帝神靈真是一個極大的嘲諷。在此，我不禁要指出，那些來到中國、要使身為異教徒的中國人皈依其宗教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們，他們應當使自己成為給歐洲傳播中國文明思想的工具。因為正是中國文明的思想，那些傳教士花費畢生精力，在努力教化中國人的過程中傳播過去的思想，曾經成為打碎其中世紀文明的有力武器。

　　我已經繞了一個大彎子——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文章的主題上來。這種文明的衝突，或更確切地說這種現代自由主義和古代中世紀主義的衝突，就是遠東問題中的道德難題。它不是黃種人同白種人之間的衝突，而倒是部分歐洲人為將自己完全從古代中世紀文明中解放出來的鬥爭。一句話，它是今天德國人所說的「Kulturkampf」（文化之爭）。

　　歐洲中世紀道德文化起源於基督教《聖經》。基督教《聖經》作為歌德所說的一部「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e）典籍，有如荷馬的《伊利亞特》和維吉爾的《埃涅阿斯記》，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巨著，它永遠也不會在這個世界上完全消失。正如馬修·阿諾德先生所說，《舊約》道德之崇高，耶穌·基督個性之魅力，以及《新約》中其教義的明瞭簡樸——所有這些，可以說都已深入到歐洲出產的最好人型（besttypesofhumanity）的骨髓之中，不僅如此，對於那些歌德的「世界文學」能夠發生影響的人們來說，它將始終保持永恆的力量和價值。當然，這一力量和價值並不伴隨著那些普通的人。因為一般歐洲人，要想充分地感受到基督教《聖經》的力量，就必須得和撰寫《聖經》之人處於同等的理智狀態。但我想，現在一般都會承認，杜·克羅斯所說的「理性胚芽」已極大地改變了一般歐洲人的理智狀況。對於這樣一些普通人，基督教《聖經》縱或不是全然晦澀難懂，也是難以理解的。而其結果，勢必是《聖經》不再能成為真正的道德文化的源泉。在倫敦一校務會議上，已故教授赫胥黎曾說：如果這些（不列顛的）島嶼上完全沒什麼宗教，那麼借助於《聖經》去傳播宗教的思想，也是不可能滲入人們的心靈的。

　　總而言之，我們相信現代自由主義的真正道德文化，如果不那麼嚴格，恐怕是一種比來源於基督教《聖經》的歐洲中世紀文化更為博大的文化。一方面，過去的道德文化在人一般主要依賴于希冀或敬畏的情緒，而另一方面，新的道德文化則依賴於人性的整個理智力量：求助於他的理性和情感。在舊的文化中，那種關於人性的理論是「性本惡」（人生來就處在原罪中），即人的本性從根本上說是壞的。可現代道德文化的理論則認為人的本性從根本上說是好的（「性本善」），而且如果它得到適度的發展並求助於它自身，在世界上就會產生健全的德性和社會秩序。舊文化的方法起於「敬畏上帝乃智慧之發端」，現代文化教育方法則認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起源於基督教《聖經》的古代文化的語言是象徵性語言，即形象、符號、隱喻性的語言。現代道德文化的語言則是具體實在的語言，即科學語言。一種語言是這樣說：「對於他，正確地使其交談有條不紊會顯示出上帝的恩賜。」而用另一種語言說則為：「要想治國，必先齊家，要想齊家，必先修身。」

　　以上，便是我從人性理論、教育方法和語言上，對古代中世紀道德文化與我們稱之為的歐洲現代道德文化之間不同點的：一個概述。我相信，歐洲古代的和現代的文化，對於人們的生活以及他們的社會法律制度的影響也將是不同的。古代道德文化使得人們對權力和權威盲目和消極的服從。現代道德文化的影響即如麥嘉溫博士談及中國人的特徵所說的那樣：「國民自治自賴乃有國。」歐洲中世紀道德文化的結果，用一句話來說，是封建統治。而自由主義旗號下的現代道德文化的結果，則將是麥嘉溫博士所說的「理性民主」，即自由制度的統治。當今，歐洲作家習慣談論基督教文明是比遠東人民的儒家文明更高級的文明。其實這兩種文明的目標無疑是相同的，即保證人們道德的健全和在世界上維持國民秩序。但如果我所講的歐洲古代和現代的道德文化是不錯的話，那麼我想就必須承認，儘管建立在一個依賴于希冀和敬畏之情的道德文化基礎之上的文明或許是個極其強大甚至更為嚴格些的文明，但可以肯定，建立在一個依賴于人的平靜的理性基礎之上的道德文化，縱使不是一個較高層次的，也是個極其博大的文明。這一文明人們更難達到，而一旦實現，就將會永恆持久，不衰不滅。

　　事實上，在我看來，對一部分歐洲人而言，獲得新的道德文化確實很不容易，而且黃種人文明，不僅對於現在的歐洲民族，就是對於人類的命運與文明也不是真正的威脅。歐洲民眾，由於在很大程度上對使用暴力喪失了理性，且崇尚他們古代的中世紀道德文化，由於沒有充分獲得現代的新道德文化並用它去作為保持國民秩序的一種約束力量，所以而今其維持治安，在根本上不是通過道德力，而是靠警察或稱為「軍國主義」的純粹外在力量。卡萊爾說：「現代的歐洲各國是無政府狀態加上一個警察。」一位法國作家說得更妙：「C』estlaforceenattendantledroit」（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強權）。

　　然而在現代歐洲，維持這種規模巨大的軍國主義的無數必要開支對於人們的經濟健康來說，正起著一種毀滅性的破壞作用。在我看來，歐洲人民要想逃脫這種毀滅的厄運，只有兩條路擺在面前：要麼是為獲得新的現代文化去奮力抗爭，要麼就回歸到中世紀的信仰上去。但回歸到中世紀信仰上去，歐洲人民是決不會願意的。偉大的俾斯麥公爵曾說過：「wirgehennichtnachCanosa」（我們絕不回到卡諾薩去），況且，歐洲人民縱使願意，現在也不可能回到過去那真正的中世紀信仰上去了。如果他們試圖回歸，那麼就只可能出現基督教救世軍那樣的勞命傷財或耶穌會教皇至上主義的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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