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衙門論文集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劄記之三

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劄記之三(1)

　　箴言

　　對一切事物，特別是對愛和友誼不存利害之念，是我的至上追求、指導原則和人生準則。因此後來，我在兩首詩中有這樣一句調皮且顯得有些唐突的話：「如果我愛你，那與你有何相干呢？」這就是我心靈的剖白。

　　——歌德

　　羅斯金曾說：德國人的優點中甚至也含有自私成分。他說此話時想到的是鐵血宰相俾斯麥，而不是毛奇和歌德那兩個已修成正果的ZuchtundOdnung（秩序與風紀）的化身。

　　瓦裡柴夫斯基（M．Waliszewski）在他的《風流女皇》一書中，談到具有德國血統的俄國女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曾說：我們聽說，有一個如今還在維也納擔任要職的德國人宣稱，就性情而言，他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喜歡所有的民族——惟有他的本民族德國例外，因為這個民族儘管有許多長處，卻有一個超越其他民族之上的令別人都厭惡的缺點：那就是德國人不懂得怎樣才算是慷慨大方。

　　事實上，就我所知，中國人、蘇格蘭人和德國人，是世上三大最為自私的民族，原因非常簡單：在蘇格蘭和德國北部，氣候寒冷，土地貧瘠，生活條件艱難。而在中國，早婚和必婚的社會風習，加之人民酷愛和平，人口劇增，以致人們的生活條件也變得異常艱難。

　　時至今日，德國人仍然不是一個統一的民族。馬丁·路德首次給他們提供了共同的標準語言，但馬丁·路德同英國的約翰·諾克斯一樣，只不過為德國人民接受今日的現代文明而奠定了民族統一的基礎。

　　正如克倫威爾是維護約翰·諾克斯光榮事業的帝國主義者一樣，腓特烈大帝也是維護馬丁·路德輝煌事業的帝國主義者。卡萊爾以其敏銳而冷峻的眼光，透過腓特烈那愛挖苦人和懷疑一切的哲人表像，洞察到其清教徒的本質。當年的「七年戰爭」（theSevenYearsWar，1756-1763），實際上是普魯士清教徒和奧地利騎士之間的爭鬥。

　　腓特烈之後，普魯士在德意志諸邦中異軍突起。德國是歐洲大陸上的蘇格蘭，而普魯士是其中的蘇格蘭低地人，他們因生活在平原地區而缺乏想像力。並且，在普魯士，氣候比蘇格蘭低地還要惡劣得多。因此，普魯土人除了想像力貧乏之外，還有驚人的胃口。俾斯麥宰相曾說：「在我們家裡，所有的人都是些能吃能喝的大肚漢（1auterstarkeEsser）。如果人人都有我們這樣的胃口（Kapacitfit），國家還怎麼能夠存在！那時，我們將不能不移民。」

　　腓特烈沒有想像力，但他卻具有傑出的才華，同時還有著法國人的文化教養及精神。作為一個帝王，他兼具靈敏的頭腦和法國文化滋養出的明智。在他之後，缺乏想像力的普魯士清教徒無法繼續行使對於德意志諸邦的保護權。於是，拿破崙經過在耶拿的「光榮復辟」，使得法國人的勢力進入德意志。

　　華茲華斯在與愛默生談起歌德的《威廉·梅斯特》（WilhelmMeister）時，曾盡情地痛駡說：「它充斥了各式各樣的私通行為，就像蒼蠅群在空中雜交。」其實，《威廉·梅斯特》正是偉大的歌德對拿破崙入侵時期德國狀況的真實、清晰和冷靜的描述，正如莎士比亞作品中對英國社會的描摹一樣。

　　同英國的情況相似，富於理智的德國人對拿破崙的到來採取了歡迎的態度，這時候，那個普魯士清教徒只好咬牙切齒，退隱山林，到女人們的美好心靈（SchoneSeele）中去尋求慰藉了。

　　愛默生以其敏銳的洞察力指出：「把拿破崙送到聖赫勒拿島上的不是緣於他在戰場上的失敗，而是緣於其自身的粗鄙、平庸和俗氣。當他帶著法國大革命偉大自由的思想轉戰各地時，歐洲所有有教養的紳士都熱烈歡迎他；而當他們發覺這個科西嘉的小資產者只是再想建立一個封建王朝時，則都開始對他感到厭惡了。於是，那些身穿『前進』（Vorwarts）元帥制服的普魯士清教徒聞風而動，與其他的歐洲紳士們一道去討伐這個科西嘉小資產者了。」

　　海涅在詩作中對那些身穿「前進」元帥服、訓練有素的普魯士清教徒的描繪，對那些冷酷無情而又缺乏想像力的「蘇格蘭低地人」進行過令人心酸的描繪，但是，我們現在讀起來，至今仍顯得活靈活現，且不過時：

　　這個單調刻板的民族

　　習慣於循規蹈矩，

　　他們那陰沉沉的臉上

　　永遠是冰冷兮兮。

　　走起路來身子僵硬，

　　穿上衣時死板筆挺，

　　就仿佛吞下了那根

　　從前他們挨揍的棍子。

　　讓我不理解的是，列強怎麼會選擇一個德國陸軍元帥——一個既是老毛奇的信徒，更是俾斯麥「鐵血政策」的狂熱擁蠆的人來擔任八國聯軍總司令？當年，當葉卡捷琳娜二世任命普羅佐羅夫斯基（Prozorofski）為莫斯科衛戍司令時，帕提奧姆金（Patiomkine）向這位女沙皇寫信說：「您從您的武庫中搬出了一門最古老的大炮，您指向哪裡它肯定就會朝哪裡發炮，因為它沒有自己的目標，但是，當心它要給陛下的名字蒙上血污。」

　　還是言歸正傳。當身穿「前進」制服的普魯士元帥將拿破崙趕出德意志時，他想連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思想也一併趕出。因此，所有富於理智的德國人都起來反對他，是為「KulturKampf」（文化鬥爭）之濫觴。

　　法國大革命真正偉大的自由思想是要求「門戶開放」，表現在政治上，是Carrireouvexteauxtalents（向一切有才能的人敞開大門）；表現在宗教上，則是擴展身穿「前進」制服的普魯士元帥們身上的那種蘇格蘭低地人特有的自私本性，使他們不至於討厭「門戶開放」，在這裡顯得棘手的是，普魯士清教徒想像力的缺乏又妨礙他們進一步理解宗教意味上的「開放」的含義。

　　當年，在威廉一世還僅是普魯士國王的時候，他在第一次與俾斯麥交談時所顯現出的SchoneSeele（美好心靈）實在讓人感動。有一次，他表示他反感某人，因為那人是一個虔敬派信徒。

　　「何為虔敬派信徒？」俾斯麥問道。

　　國王回答說：「就是那種以宗教為幌子謀取私利的人。」

　　「這不是那個詞被人們所普遍接受的用法，」俾斯麥說，「所謂虔敬派信徒，指的是刻板地相信耶穌·基督乃是獻身為我們贖罪的惟一聖子的人。」

　　「什麼？」國王叫了起來，「真有人被上帝如此遺棄，竟然會不相信有這回事？」

　　俾斯麥只好說：「當心，陛下，如果人們聽您這麼說，他們會把您當成一個虔敬派信徒的。」

　　海涅知道身為普魯士清教徒的威廉一世所指的「虔敬派信徒」是什麼。他說，我熟悉這支曲子，我曉得它的歌詞，我還認識它的作者。我知道，他飲過家鄉的美酒以及那佈道時用的聖水。實際上，「虔敬派信徒」利用了威廉缺乏想像力的特點，不僅使他那SchoneSeele（美好心靈）面臨被扼死的危險，而且還威脅到德國人的生命安全。「前進」元帥與偉大自由思想之間的矛盾衝突，導致了1848年歐洲革命危機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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