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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劄記之二(2)


  馬修·阿諾德曾經評論道,與其說是由於英國國民過於自私和不義,還不如說是由於該國的統治階層不夠友善,才使得諸如「愛爾蘭創傷」之類的帝國的政治傷痕一直沒有癒合——甚至可能永遠無法癒合。

  最近,由於索爾茲伯裡勳爵的那種粗野、傲慢和肆無忌憚的做法使張伯倫先生(即約瑟夫·張伯倫,英國保守黨政府的殖民大臣)及其所屬的倫敦佬階層有效地發佈「命令」(Majuba),打開了非洲監獄的大門。在布爾人發出最後通牒之後,索爾茲伯裡勳爵的演講確如雄獅怒吼——但這不是自私的怒吼,而是傲慢的怒吼。

  總之,索爾茲伯裡勳爵身上的這個「傲慢的惡魔」成了他推行罪惡政策的真正誘因,它導致張伯倫先生強硬政策出籠,並引發南非的流血事件,造成了「冒牌帝國主義」的產生,使得列強開始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進而導致被稱為「中國聯盟」(ChinaLeague)的倫敦佬寡頭政治集團在北京開始進行掠奪比賽——總而言之,這一可怕的傲慢導致了目前中國這場可憐、可鄙、可悲、可歎的災禍的發生。

  在譴責英國貴族給予拿破崙榮譽時,愛默生評論說:「如何採取措施——哪怕是可惡的措施——來防止國家陷入一連串的危機呢?」「政府總是最後才知道,任用不正直的代理人給國家帶來的危害同對個人的危害一樣嚴重。」

  有一天,一夥人在一個寡居多年的老婦人家裡展開了搶劫比賽。在激烈的爭奪中,他們使房子失了火。這時,他們應該怎麼辦呢?其中一個「亂臣」說:「咱們把這個老太婆趕出家門去。」另一個「賊子」說:「還要先讓她賠償我們的損失,然後繼續為我們看管房子。」對於這種令人髮指的無恥論調,正人君子們的奉勸是:「先生們,如果你們實在沒有誠意或本錢去賠償老太太的損失,至少也應該拿出一些君子風度,向她表示歉意——至少有一件事你們應該做到,那就是以後要規矩一些了。」

  事實上,我們已經得出了結論:要和平解決中國目前的問題,惟一可行的方法就在於推行一場改革——但不是中國的改革,而是歐洲的改革,特別是大英帝國的改革。在中國搞改革不難,因為在中國那種共同的理性意識和道義感——也就是「道理」這兩個漢字所表達的東西,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於它很容易就能得到中國民眾的普遍理解。正是這種可貴的、堅強的意識,使得這場長達六個月的大規模的世界大戰無法避免。

  然而,如果要在歐洲或者在大英帝國搞改革,都是十分困難的。因為,正如羅斯金所說的,現代的歐洲教育所造成的惟一結果,就是使人們在面對生活中的重要問題時產生錯誤的認識。但是,進行這樣的改革又是極為必要的——因為這樣不僅可以解決中國問題,而且還可以防止人類文明的徹底毀滅。

  現在,要想使改革成為可能,英國國民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要將那種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傲慢的惡魔」從民族的習氣、從貴族的傳統中祛除。當這種心靈的惡魔被趕走以後,那些堵住了開放公職的門戶(opendoor)的「亂臣賊子」們就會如秋風掃落葉般被清除出公職服務系統。正是在英國——而不是在中國,為了這種「門戶開放」,羅伯特·彭斯(RobertBurns)唱道:「管他這一套那一套」;也正是為了這種「門戶開放」,卡萊爾宣揚英雄崇拜的思想。當這種「門戶開放」原則得到人們充分的認可並得到貫徹實施的時候,一種海涅所謂的新公職貴族(StaatsdienstAdel)就會出現。這種新興的貴族將保留舊式貴族那種高尚的情操與優雅的氣質,並將其與真正的現代自由主義文化結合起來。以這種新式貴族為基礎,就能建構起真正的「帝國主義大廈」——一種可能比古羅馬的「帝國主義大廈」還要堅固耐久、宏偉美麗的帝國大廈,因為這種新式帝國主義擁有古羅馬帝國主義所沒有的強烈的基督教虔誠色彩。英國的這種新式帝國主義,將不再只是通過艦炮政策來確立盎格魯-撒克遜的霸主聲望了,而是與其他民族一道,共同保衛人類文明——Turegereimperiopopulos,Romane,memento!(羅馬人,請記住!要用王權去統治人們!)

  我之所以如此激動地對英國人民寫下這些措辭強烈的文字,是因為我相信,中國問題是可以和平解決的。我的這種信念和希望,來自於此次事變之前路透社(Reuters)報道的索爾茲伯裡勳爵的那場演講。在那場演講中,這位高貴的勳爵說他確信四萬萬勇敢的中國人不會滅亡,也不可能滅亡。在我聽來,這幾句電文就好像是對中華民族發出的勇敢、雄壯乃至聲嘶力竭的歡呼,它們仿佛出自真正的英國人民的靈魂深處,並得到了現存的英國貴族首領的聲援。UltimeRomanorum!Setusetuseguituastella!(你這最後一個羅馬人!如果你能追隨你的星宿而去,那該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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