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衙門論文集為了中國的善治(6)

為了中國的善治(6)

　　五、一個文明問題

　　曾經有個外國人對我說：「你所有的意見都很動聽和正確，但為什麼不喚醒中國起來戰鬥呢？現在的世界不認公理，只認強權和物質力量。」對此，我將指出，「拳民」應當使世界相信，中國人並非不願戰鬥。赫德爵士的同胞認為他在預言「義和團運動」的前景時喪失了理智。但在此我將從中國歷史上舉出兩件事，來證明赫德爵士錯得畢竟還不是太遠。

　　（一）在公元十二世紀，中華民族已經發現，文明，正如羅斯金先生所說的，意味著培養文明的人；但其惡果卻是承平日久的人民遺忘了戰爭藝術。因此，當南宋王朝漢人們面對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即蒙古人的入侵時，他們束手無策，無能為力。1260年，蒙古帝國的領袖忽必烈汗實際上登上了中國的皇位，並於1279年用暴力征服了所有漢人。1361年，正好一百年後，我們漢人重新學會了戰爭藝術，在明朝開國皇帝的領導下，中國武士再度崛起，將蒙古人趕出中國，回到大漠。至少，這部分野蠻的入侵者還沒有耽于中國文明變成文弱之人。

　　（二）當1850年太平天國叛亂在廣東剛剛爆發之時，作為統治階層的儒生們也是束手無策，無能為力的。但大約10年以後，儒生們脫掉了他們的長袍，掌握了一套戰爭藝術，結果於1864年撲滅了這場叛亂。

　　在這裡，我要指出的是，中華民族是否必須起來戰鬥的問題，是一個關係到世界文明事業的異常重大的問題。在一場公平的戰鬥之中，我不為中國人擔心什麼。但是，文明的危險甚至在於，在中國人準備戰鬥之前，外國列強的現行政策可能會逼使中國人失去理智，從而陷入一種「亂砍亂殺」的狂熱狀態。人類為了防止這樣一種「亂砍亂殺」的狂熱出現，對於能夠做到的一切都應該盡力去做，如果不是為了人類文明的緣故，起碼也應當為自己的物質利益著想。歐美各國人民還不瞭解中國人眼下的痛苦處境。在如今的中國，甚至連中產階層——且不說更低下的階層——都正處在饑餓的邊緣，而外國的外交家們竟天真地以為，中國人民會平靜地餓死——中國人不僅該付出實際破壞的代價，而且他們的遭遇還會給現代殖民政治添加所謂榮譽，中國人的失敗將成為慶祝「現代殖民政治」取得「成功」的焰火。此外，如果西方人想要搶劫中國人民，那就請公然地、明目張膽地來搶好了，就像他們最近在中國北部所幹的那樣。但是，看在上帝和人類之愛的份上，千萬不要將中國人民交到那些被稱為「金融家」和「資本家」的現代歐洲高利貸者手中，任憑他們虐待。在此，我想指出，中國人民，甚至到了眼下的關頭，為了和平的緣故，仍能犧牲一筆合情合理的賠款。但要做到這一點，中國的中央政府必須有絕對的行動自由——比如，有命令每個總督或巡撫如實上交公款的絕對權力。

　　中國問題歸根結蒂是一個巨大的文明難題。在歐洲，「三十年戰爭」之後，召開了威斯特伐裡亞會議，討論像目前中國事變所遭遇的、攸關所謂「文明」利益的問題。現在，我冒昧地請求，在現有的最後和約批准以前，也應當將它提交到這樣一個會議來討論，不僅要修改它，如果有必要，還應徹底改變整個條約。

　　前面提到的牛津大學國際法和外交學齊舍勒教授伯納德（BernardChichele）先生在談起《威斯特伐裡亞和約》時曾說過：

　　「威斯特伐裡亞會議的結果，是簽訂了一個和平條約。如果你細加分析，一個和約，一般應由以下幾部分組成：首先，它有外交家們所說的一般性條款——宣告和平已經恢復，並實行大赦；其次，它有消除戰爭起因、調節彼此抱怨的不平並防止它們死灰復燃的必要條款，這是實質性條款，談判者必須事後做好，如果沒有有效地做到這一點，和約就是虛假的和不完滿的；第三，它有交戰中的強勢一方所要求的賠款或補償條款，以彌補強勢一方長期受到的損害和戰爭費用；最後，它還包括有關實施前述各項規定所必須預備的一些條款。」

　　上文最初發表在《日本郵報》上，當時附帶如下評價：我曾經表示過，要對列強在華的現行政策做一篇詳盡的批評，現在，我之所以沒有信守承諾，主要是由於以下兩方面原因所導致。

　　首先，因為我得知英國駐華當局對我所寫的東西感到不滿，並已正式向總督大人提出抱怨（張之洞——譯者）。自然，我也要有所收斂，免得讓總督大人感到難堪。我不知道英國駐華當局的行為是否得到英國政府的許可，但鑒於此，我認為有必要在此公開提醒索爾茲伯裡勳爵注意，去年夏天，我曾經給他的府邸拍過一個密碼電報。

　　去年夏天，在形勢最為嚴重的時候，上海報紙上刊登的電文說，張之洞總督正在漢口的外國租界操練軍隊；而來自上海衙門的電報則一致報告，英國艦隊司令西摩爾在長江上已有圖謀。果不其然，西摩爾司令當時正領軍到滬。此外，有個英國軍官也在武昌周圍窺探。這時候，一個外國領事館派代表向我反復說明，讓我提醒總督，要防範英國的陰謀。我直言不諱地告訴那個代表，他的領事有點喪失理智。我把路透社（Reuter）的電報拿給他看，其中，尊敬的布羅德裡克先生說，試圖管理中國領土中的任何部分都是發瘋。最後，南京的劉（坤一）總督發來一個電報，深信我們正在「坐以待斃」。於是，中外雙方彼此的恐懼加劇，大禍即將臨頭。我束手無策，感到絕望，因為我無法使我們的人民相信那些關於英國陰謀的報告是沒有根據的。同時，我也不知道這些有害的電報是否已到索爾茲伯裡勳爵那裡。

　　正在這一危急關頭，索爾茲伯裡勳爵發來一個電報，主動提出要為總督大人懲罰端王殿下！這時我立即發現一個消除緊張氣氛的機會。總督當時正需要錢，我大膽地勸總督向索爾茲伯裡勳爵要求一筆借款——那就是我的密電內容。我的目的，是想讓索爾茲伯裡勳爵信任我們，不派軍隊到中國來。我知道，在索爾茲伯裡勳爵的擔保下，香港和上海銀行將會欣然接受此項業務。我盼望這筆借款的成功會成為彼此恢復信任的手段，我有理由相信它能起到此種作用。可惜的是，索爾茲伯裡勳爵並未充分瞭解我那封密電的意圖，還是把軍隊派到上海來了。我更遺憾地得知，通過半官方渠道獲悉，索爾茲伯裡勳爵感到失望，因為英國政府通過這筆借款並未得到任何「實質性」的好處。我總以為，長江流域諸省的和平是值五十萬兩的，何況只是這樣一筆數目的借款呢？

　　實在很抱歉，我在此介入了個人的因素，但鑒於英國駐華當局的行為損害了我與總督之間的關係，我認為在此讓索爾茲伯裡勳爵及英國人民瞭解到我個人為維護長江流域諸省的和平所做過的事，還是必要的。

　　我不再寫關於時局評論的其他原因在於，我感到自己寫這些東西，完全是在隨意地給自己找不自在。同時，我還認為，以我在政府機關的卑微之職——去評論中外議和的細節，從而使正在進行和議的帝國高級官員感到為難，將是不合適的——特別是當事情可以說還在審議之中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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